戴高乐(7)_虚阁网

七

　　5.支撑巨人的女人

　　如果可以说夏尔·戴高乐是个专为拯救法国而准备的男人，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伊冯娜·旺德鲁则是专为支撑他而出生的女人。

　　伊冯娜是加来地区有名的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性情文雅娴淑，惹人喜爱。她曾拒绝了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理由是这年轻人是个军官，她不愿嫁给军人。她声称宁愿在家乡生儿育女而不愿经常随军仓促搬家。

　　1920年末，戴高乐在波兰军事学院应聘任战术学教官期间，得到了一次回巴黎度假的机会。一天，他到一位邻居家里吃午饭，遇见了孩提时代的好友、邻居家的回娘家的女儿丹坎夫人。丹坎夫人见到这位小时常被她开玩笑的青年军官如今一表人才，令人羡慕，立刻联想到那位声明不嫁军人的伊冯娜，并推测可能只有戴高乐才能改变伊冯娜对军人求婚者的保留态度。回家后她向旺德鲁夫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旺德鲁夫人的好奇心。于是，两位夫人决定精心安排一次“巧遇”，地点定在巴黎的“清秋沙龙”。两周以后，就像真正的巧合一样，两家人在“清秋沙龙”“碰”上了。丹坎夫人很自然地给他们作了介绍。过了一会儿，夏尔和伊冯娜这对年轻人便走到别人的前面去了。他们来到一幅画像前，那幅像画的是童年的莫里斯·罗斯丹。

　　罗斯丹是戴高乐最喜爱的诗人之一，他的剧作《小鹰》最早引发了小夏尔的爱国热忱。于是，这位年届30的未婚青年便抓住机会向第一个闯进他心里的少女炫耀起他惊人的记忆力和高尚的情操。他大段大段地背诵了这位诗人的诗句，使伊冯娜完全着了迷。伊冯娜回家后，实在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一反常态地对妈妈说：“夏尔是一位惹人喜爱的好青年，他知识渊博，温文尔雅，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认为我个子太矮了”

　　当母亲的哪能不懂女儿的心？她立即邀请戴高乐一家赴茶会。入座以后，戴高乐上尉循规蹈矩地把他的军帽、手套和手杖都放在双膝上面。但当他想往这一堆东西上面再搁一杯茶时，竟笨手笨脚地把茶杯弄翻了，茶水洒到伊冯娜的裙子上面。坠入情网的姑娘一阵热烈的大笑，给那位窘迫不堪的大兵解了围。一周之后，这对情侣在凡尔赛宫再度相逢。刚跳完第六支华尔兹舞曲，迫不及待的戴高乐就正式向伊冯娜求婚，伊冯娜当然是欣然同意。

　　1921年4月7日，戴高乐再次从波兰请假回国。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的夏尔马涅和圣·路易的圣像之间，这对纯洁忠诚的夫妻完成了他们心灵的结合。从此，在近半个世纪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一往情深地相亲相爱，不论是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的顺风期间；无论环境、政局如何变幻，家庭、亲属如何遭逢大悲大喜，两个人总是始终如一地相互支持，同甘共苦。伊冯娜曾说，对于一个赴汤蹈火的英雄来说，愈是环境艰难，愈更加需要爱情的支持和灌溉。

　　少女时代的伊冯娜曾那么畏惧军人家属永不安宁的迁徙生活，但从凡尔赛宫的第六支华尔兹舞曲的最后一个音符消逝之时起，她就抛开了所有的畏惧，勇敢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她像一只永不疲倦的小候鸟，每搬迁到一个新居，她都能迅速地为那位注定要经受风雨磨炼的人筑起一个温馨的小窝，让他放松一下自己。特别是戴高乐当了法国总统之后，她陪同丈夫外出时三次遇刺，每次她都以惊人的不外露的勇敢精神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更为戴高乐的巨人形象增添了异样的光辉。

　　作为一个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事业的人的妻子，伊冯娜认为自己的神圣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她生了三个孩子：菲利普、伊莉莎白和安娜。这个五口之家浸透了使戴高乐政治生涯活跃的价值因素。因为这个家庭反映了戴高乐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教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这个家庭是戴高乐留给世人的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法国海军上将菲利普·戴高乐极像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期他以中尉的身份和所有的战斗法国人一起英勇作战。战后他惟一的抱负就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效劳，从不要求任何特权，从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

　　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具有他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她与一位法国陆军军官结了婚。这两兄妹都实践了父母亲“自立自强、不依靠父母”的谆谆教诲。

　　三个儿女中最特殊的是安娜。1928年冬，戴高乐少校举家迁至特里尔第十九轻步兵营驻地时，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因兵营里流感正猖獗，爱兵如子的少校无法回家照顾怀孕的妻子。临产前几个星期，伊冯娜独自上街时被汽车撞倒在冰雪中，虽然没受伤，却深受惊吓。足月临盆，她安全地生下了安娜。但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

　　这个晴天霹雳，给戴高乐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在以后的日子里，两夫妇尽一切努力设法恢复孩子的智力。伊冯娜曾说：“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可惜毫无效果。

　　有人建议把这个残疾孩子送到收养所去，但两夫妇都拒绝了。戴高乐解释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世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

　　于是，照料、保护，使安娜幸福的责任就一天比一天沉重地压在这一对本来就肩负重担的夫妇身上。平时，伊冯娜像呵护雏儿的母鸡似的围着安娜转，即使是陪同丈夫去外省视察或外国访问，她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参观慈善机构以便学习照料残疾儿童经验的机会。而戴高乐，为了补偿给女儿的父爱，只要有机会和女儿在一起，他就抛开了全部尊严。他常和女儿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地讲着她能理解的事。他常带着女儿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小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为了保护安娜不受外界打扰，他不许好打听的人和新闻记者接触他的女儿。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甚至禁止在他乡间住宅拍照的新闻记者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娜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和其他孩子的取笑。

　　两夫妇更担心的是在他们身后没人保护安娜，因而用他们有限的收入设置了一笔“安娜·戴高乐基金”。他们还以自己微薄的财力，在尚贝尔附近的林地上建立了一所残疾儿童养育院。直到1947年，安娜在20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夫妇俩才泪流满面地离开已经“和别的孩子一样了”的女儿。

　　即使是在这么揪心的20年中，伊冯娜也是始终如一地以她的勇敢精神奉献她平凡而伟大的爱心，从没向丈夫皱过一下眉头，吐露过一个抱怨的字眼。

　　世人看到的，是20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位咤叱风云的将军，只有一位熟知这个家庭的友人说过这么一句话：

　　“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娜，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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