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传(116)

一一六

　　应当指出的是，达尔文对当时流行的招魂术和扶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的一个儿子把一个扶乩者请到查理的哥哥伊拉司马斯·达尔文在伦敦的家里，而且查理也参加了一次扶乩会，但却提前退场，确信这是招摇撞骗。大家知道，华莱士是招魂术的拥护者；相反，赫胥黎却是一个曾在第二次扶乩会中大大阻挠了扶乩者的顺利进展的怀疑主义者。

　　一八七五年，达尔文的朋友赖尔活到耄耋之年去世，他葬在西敏寺，因为所有大不列颠的著名人士都葬在那里。

　　同年，达尔文积极地参加研究当时流行的“活体解剖”问题。达尔文一向喜欢动物，并对虐待动物感得愤懑。但在英国某些人所发动的反对生理学家对活动物进行试验的运动之后，如果随之颁布禁止进行这种试验的国会决议，就有把生理学的成果毁掉的危险。然而由于任命了国会特别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该决议的颁布就被推迟赫胥黎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而达尔文也热情地努力设法帮助该委员会，达尔文的女媚利奇菲尔德律师也被吸收参加，他本着不干涉必要的试验而同时又禁止虐待动物这一精神，起草了国会决议草案。

　　由于在无知的人们所进行的宣传的影响下，国会又提出了一些不利于科学顺利发展的议案，所以达尔文当众发表意见，并致函发行量最大的《泰晤士报》，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意见。从他致兰柯斯特的信中看出，对此他非常激动、生气：“您问我对活体解剖有什么意见。为了真正的生理学研究而作活体解剖是合理的；但是，仅仅为了可憎恨的好奇心而进行活体解剖则是不合理的，我对这种意见完全赞同。这个问题使我气得发昏，所以关于它我不再多说了，否则我会彻夜不眠的”。

　　对达尔文的普遍尊敬和对他的功绩的普通承认是从七十年代后半期才开始的，这表现在给予他许多荣誉称号上。例如，他感到特别亲近的剑桥大学就决定授予他以法学博士的称号。为此举行了隆重的会议，在会上用拉丁语向达尔文致了贺词，贺词的结束语是：“愿您这位以渊博的学问向我们深刻说明自然法则的人，成为我们的法律（法学）博士。”校务委员会决定拨款四百英镑绘制达尔文的肖像，好把它摆在大学里。后来达尔文的肖像就悬挂在剑桥大学的哲学学会图书馆内。美术家李奇蒙所绘的达尔文像的姿势是衣着法律博士袍，面朝观众。弗朗西斯认为，无论是姿势，还是面部表情，都不是达尔文所特有的。据他看来，最好的还是两年前由美术家劳伦斯所绘制的肖像，这幅肖像仍在家里保存着。

　　在剑桥哲学学会为祝贺达尔文而举行的宴会上，达尔文的老朋友赫胥黎致了贺词，他的贺词结束语是：“我愿意表示我的深刻的信念，这一学说（借助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不管将来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或荒谬的，但自从亚里士多德对生物知识加以总结以来，直到今天，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因为这本书阐述的是生命的各种现象的有连惯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从头到尾都被一个统一的想法所贯穿，并呈现出勃勃生气”。

　　弗朗西斯·达尔文出席了宴会（他父亲当然没有出席宴会）。“由于受赫胥黎的祝词的激励，他热情奔放，兴奋异常”，翌日一早就去父亲那里。

　　林纳学会也想用达尔文的肖像来装饰会所。肖像是向美术家柯里尔订制的，柯里尔是一个非常细心和热心的人，他竭力不使达尔文感到疲倦。他把达尔文的像绘成身披他那件普通斗篷，手拿软帽，面朝观众站着的样子，这幅肖像连达尔文本人和其他许多最了解他的人也都认为是绝妙的一幅。弗朗西斯不大喜欢的是面部表情有些痛苦，不过，正如曾去唐恩拜访过达尔文的克恩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达尔文有时的确有过这种表情。

　　一八七八年，达尔文被选为法国科学院植物学部（不是动物学部，因为那里有他的思想反对者）通讯院士，达尔文称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个植物专家，只认为自己是个植物爱好者。同年他又被选为柏林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跟往常一样，在他表示自己的谢意的时候，总是补充说，使他深受感动的，与其说是给予他的荣誉，还不如说是在授予这种荣誉时有象亥尔姆霍兹、微耳和、波林斯赫姆和伊瓦尔德这样一些受人尊敬的学者在通知书上签了名。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获得设在都灵的意大利皇家学院的布雷斯奖金（计有一万二千法郎）后，就急忙从奖金中拿出一百英镑给那波利的安顿·窦思汇去，以便购买植物研究所的器具和作其他用途。

　　德国科学家使达尔文深感高兴，他们在他一八七七年生日时，把装订得非常雅致的有一百五十名德国著名博物学家照片的像册给他寄去，荷兰博物学家也同样把有十七位荷兰著名科学家照片的像册给他寄去祝贺他的生日。达尔文也非常想得到俄国科学家的照片。达尔文的朋友弗拉基米尔·科瓦列夫斯基请求哥哥亚历山大·科瓦列夫斯基弄到布特列罗夫和瓦格涅尔的像片一并给达尔文邮去。照他的话说，因为达尔文“老缠着我要我把俄国博物学家介绍给他，而且我也总是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罗马内斯在都柏林的英国科学院会议上发表了论达尔文的演说。达尔文对待各种赞扬的话的态度表明了他为人谦虚。他给罗马内斯写信道：“您确是把一大批华丽的赞词加在我的身上，我感到惊奇的是，您不怕听到‘啊！啊！’或其他任何否认的表示。很多人认为我在科学上的成就被估计得过高，我自己也是时常这样认为；但我感到自我安慰的是，我从来不故意作任何事以换取别人的赞扬，够了，关于我的可尊敬的‘我’已经太多了”。

　　一八八〇年，赫胥黎在皇家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题目是《物种起源一书已到成熟之年》（他认为男人成年是二十一岁）。达尔文本人没有出席这次演讲会，但他的孩子中有三个参加了，他们非常高兴。达尔文给赫胥黎写信说：“看来，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您在我这个苍老的头上堆满了又高又厚的荣誉。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从您在《泰晤士报》发表的那篇伟大评论以及在牛津所进行的激烈论战以来，直到今天，您在论证和传布进化学说的信念上所起的作用是何等巨大”。

　　达尔文虽然已到暮年，但他仍然有时积极地参加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而且单就他发表的演说来看，他还能够给予“敌人”以相当有力的打击。

　　领导著名探险的王维尔·汤姆孙，在《挑战者号航行记》一书绪论中写道：“深海区系动物的性状并未提出任何根据来支持这样的理论，这一理论把物种的进化归因于只受自然选择支配的极端变异”。使达尔文感到愤懑的是，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神学家和形而上学者们，一向古板地把他的理论简单化，简单到了可笑的地步，因此他就被迫经常与这种古板习惯作斗争。而这种古板习惯这次却来自这位大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在他给《泰晤士报》的信（发表于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中，援引汤姆孙的话来证明，他从来都没说过“极端”变异是进化论所必需的，也从来没有把自然选择说成是进化论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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