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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林感到奇怪,为什么这干酪要从博伍德那里寄来呢?但是当时,他并没有再去考虑这个问题。一直到了很多年以后,当谢尔本勋爵向他大讲荷兰情况时,他忽然想起了上述他在荷兰时的往事。于是说:“我认识教士埃先生;我以为,这位先生很有才能,对荷兰各地的情况十分熟悉。”勋爵听到了他这句话,却吃了一惊,马上就把话题转变到其他方面去了。第二天上午,瓦林收到勋爵来信,其中写:他已延迟了原定的出游日期,很想再同瓦林会面一次。瓦林就去拜访他,勋爵说:“达尔文医生,您怎样会打听到,教士埃先生经常供给我荷兰方面的情报呢?这对我和埃先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瓦林只好说明这问题的真相。后来瓦林认为,谢尔本勋爵对他未卜先知的这种外交手段,一定十分惊奇,因为在此后很长岁月中,他经常收到勋爵请各地朋友转交来的亲切问候信。达尔文认为,勋爵一定把这个故事讲给自己的子女们听过,因为经过了很多年,赖尔爵士曾经询问他:“为什么朗斯塘侯爵对我这个从未相识的人和我一家有这样大的关心。”从前在科学协会的俱乐部中,要推选40名新会员。那时有很多人都想方设法到处拉选票,企图中选,而达尔文从来也没有去申请当会员。可是,朗斯塘侯爵去提议他当候选人,并且一举获选了。

  达尔文的父亲在早年时,偶而记写过一些当时引人注意的事件和谈话的简录,把它们保存在一只特制的信封内。他凭着自己敏锐的观察本领,采用高明的医术,善于预测各种疾病的过程,因而就能极其详尽地制订出治病的处方。有人告诉达尔文,希鲁兹伯里有一个青年医生,忌恨他父亲。时常说,好像他父亲采用的医疗方法是完全不合乎科学的,但又承认他预测病情结果的本领是独一无二的。起初瓦林认为,他可以去当医生。于是他向达尔文讲述了很多关于自己诊治病人的案例。从前,大量放血是一种常用的医疗手术,但是瓦林肯定说,这种手术的害处很大,而益处极少。他劝告达尔文说,如果他以后生病,那就别让任何医生在放他的血时超过最低限的放血量。在伤寒还没有公认为特种疾病以前很久,瓦林对达尔文说,有两种都叫做伤寒的热病,混淆不清,实际上是毫不相同的。他激烈反对喝酒的人,坚信在绝大多数事例中,长期饮酒,即使是一般的饮量,也有直接的害处。

  而且还要遗传给后代。可是,他也承认有例外,并且举出了几个特殊的事例。有一些人,一生喝了很多酒,却没有对健康发生显著的害处。同时他自认,时常可以预料某人喝了酒不致有害。他本人从来没有去尝过一滴含酒精的饮料。罗伯特·瓦林曾经竭力劝说一位绅士农场主戒酒。为了激励他起见,就告诉他,自己从没有沾过任何的酒精饮料。那位绅士就对这件事反驳说:“嗨,得啦!医生呀,这办法还行不通哩!蒙您很亲切地关照,您说戒酒对我有益,可是我到底也知道,在每夜晚餐以后,您总是要喝一大杯掺上热水的杜松子烧酒哩!”当时,罗伯特·瓦林就盘问他,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件事。他回答说:“我家的一个厨娘,曾经在两三年前在您府上当厨师的助手。她时常见到您家仆人每晚要准备好一杯掺水的杜松子烧酒,递给您喝。”实际上,罗伯特·瓦林有一个怪习惯,每次晚餐后要叫仆人取一只又高又大的杯子,去倒热水来饮。仆人通常先在这只杯子中倒进少量冷水,然后再到厨房内,从煮水锅中倒开水在这只杯子内。

  那个女仆见了,就误以为这杯中的冷水是杜松子烧酒。

  他时常告诉达尔文很多在他医疗时观察到的小资料。他认为这些知识很有用处。例如,有些妇女在诉述自己的忧伤时,常常痛哭流涕,因此耽误了医生的很多宝贵时间。不久瓦林就看出,如果要请她们抑制自己的感情冲动,变得安静起来,那只有先让她们更加痛快地大哭一场。因此,他总是先让她们尽量哭个够,同时说,流泪要比任何其他的办法,更加能使她们的身心轻松。瓦林采用这种办法,结果总是使她们很快就停止了哭泣,因而就有可能去听她们诉说病史,接着向她们提出医疗方案。如果有些病情严重的人,急切想要吃食某些奇特的和反常的东西时,瓦林就反问他们,怎样会想到去吃这种东西的。如果他们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想吃它,那么他就允许他们去尝尝这种食物。因为他推测,这是病人自发的一种本能上的食欲。可是,如果他们回答说,听说这种食品对另外一个病人似乎有益处,那么瓦林就坚决不准他们去吃它。

  有一天,罗伯特·瓦林向达尔文讲述了一个很有兴味的小事件,可以作为人的天性的例证。当他还是很年轻的医生时,在希鲁兹伯里有一位声名显赫的绅士生了病,延请他到家中去,同一位家庭医生会诊。

  那位老医生向绅士太太讲,依照病情的性质来诊断,这位病人决无生理,可是瓦林却坚持异议,断定老绅士会有转机。后来查明瓦林的断语完全不对,而且他也自信诊断错误。当然,他认为,这一家人从此不会再来延请他去诊病了。可是,过了几个月,这家的遗孀又派人来请他去,原来她已经辞退了年老的家庭医生。瓦林对此十分惊奇,于是他请一位朋友先去打听一下,为什么她还要请他去诊病。那个遗孀回答他的朋友说:“我再也不要看到这个可恨的老医生了!他一开头就断定说,我的丈夫要死去;而达尔文医生却总是坚持说,他会转好的!”

  还有一次,瓦林对一个病人的老婆说,她的丈夫必死无疑。过了几个月,他遇见了这个寡妇;她是一位很聪敏的女人,就责怪瓦林道:“您年纪还很轻,请让我来劝告您一下,对于任何一个照看病人的家属近亲,您总得要尽可能给他们有一线希望才对。您那时使我感到绝望,从此以后我就失却了勇气。”瓦林对达尔文说,从此以后,他经常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了对病人有利,必须让照看病人的亲属保持希望和勇气。有时,他感到很难去办到这种不符真情的事情。可是,有一位老绅士彭贝尔顿先生,却使瓦林避免了这种自相矛盾的难题。

  彭贝尔顿先生曾经延请他来诊治自己的病,就直爽地说:“据我亲自耳闻目睹关于您的一切医术情况,您真是一位诚实的医生;要是我问您,是否我就要断气了,那么您一定会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总是很希望您能医治好我的病,因此您应该答应我一项条件,就是:无论我每次讲些什么话,您总是一定要说,我还不会死去。”瓦林虽然心中不愿意,也就同意了他的条件。实际上,这位先生的话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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