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34)_虚阁网

三四

　　1933年杜邦公司在欧洲的代销商泰勒上校向拉蒙报告说，有些商人通过荷兰向德国进行军火走私，并说走私军火的项目很广泛，包括汤姆森冲锋枪和左轮手枪。拉蒙听说后，很感兴趣。一个月后杜邦公司也直接冒险干起向德国走私军火的勾当。杜邦公司一直没有直接向德国销售火药的机会，原因是受到它的卡特尔合伙者英国帝国化学公司的抵制，进行军火走私也算是一种补偿吧。此后，杜邦公司生产的火药通过荷兰河水上通道源源不断地销往德国。

　　杜邦公司，当然还有其他公司，向德国做军火买卖是得到美国政府默许的，政府对大企业主、大商家的一切行为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假装看不见”，凡尔赛条约也好，美德条约也好，都是次要的，美国的经济复苏则是首位的，何况政府并未公开宣传、鼓励呢。

　　拉蒙为希特勒的胜利上台和疯狂扩军备战所鼓舞，梦想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捞到更大的好处，发更大的财，因此更不管什么条约不条约，不怕再戴“死亡贩子”之类的帽子，既然政府是那么个态度，到时候杜邦家族是不乏辩解之词的。这样，他们就越来越放肆，过去，杜邦公司只是以出口贸易的形式同德国的企业家打交道，和德国军方并无多少接触。随后，他们竟想直接和德国军方接触，以期获得大量订货。

　　1933年2月1日，杜邦公司外销部主任老A.费利克斯.杜邦和副总理K.K.V.凯西一起秘密同希特勒的两个特务容格·吉拉和韦斯塔普伯爵会见。

　　韦斯塔普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一名代表，但吉拉不泄露他真正的身份。其实他就是彼得·布伦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派往美国的间谍。战后，布伦纳继续干他的密探工作，把他的才能出卖给13个不同的国家。

　　吉拉的肮脏的经历，费利克斯并不大在乎，在1933年2月1日，他与吉拉签订了一项合同，指名他为杜邦公司在“荷兰王国的代理人以及在德国的惟一代理人，同两国的购货商商谈出售军用发射火药和军用炸药事宜”。一年以后，参议院委员会认为泰勒上校报告的关于荷兰是大部分走私军火进入德国的根据地一事，是“极为值得注意的”，因为那时重新武装的“德意志共和国”的新总理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德国总参谋部的韦斯塔普伯爵同杜邦公司的代表接触，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第二天拉蒙在杜邦公司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此事时，有的委员指出此项合同违背了凡尔赛条约和美德条约。于是拉蒙废除了这项合同，并命令费利克斯重新签订。3月15日，费利克斯同吉拉签订了另一项合同，其中用了“得到美国政府签字和准许”条文。反正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假装看不见”，即使“见”了，杜邦自有办法做出辩解。

　　总之，杜邦公司对德国的军火生意可谓做到家了，其罪恶事实是不胜枚举的。限于篇幅，只能挂一漏万。

　　拉蒙领导的杜邦公司，不仅限于为德国的武装尽心出力，还为轴心国的意大利和日本的军备表现出同样的热心。

　　在欧洲，意大利的专制魔王墨索里尼的野心也急剧膨胀，穷兵黩武。他同希特勒一个鼻孔出气，大肆扩充军备。杜邦家族对意大利的行动早已看在眼里，认为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市场，并及时地向意大利的化学公司投资一百多万美元，还买了意大利赛璐珞公司的股票，达该公司股票总额的70％。

　　在东方，日本帝国主义异军崛起，与希特勒遥相呼应，其野心不亚于希特勒，它企图首先控制占领中国，然后北上进攻苏联、南下进攻英美。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对日本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抱着同情态度，提出了不干涉政策，担心对日战争造成东方局势动荡，阻碍美国对外贸易。他在一次国会演说时说：“日本方面也有一些道理，我们与他们的友谊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我们应该友好地考虑日本的处境。”他的话不只是对日本的同情，而且也是极大鼓舞。

　　杜邦家族对胡佛的讲话心领神会，就在那一年同日本签订了军火进口协定。杜邦公司还向日本出售技术，以九十多万美元的高价，将氨炸药的配方卖给日本，这种廉价的军火制作法使日本的军火生产如虎添翼。当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进行谴责，而国务院却背地里对这笔买卖表示认可。

　　杜邦公司的火药的销售几乎是无所不到，无孔不入。他们在世界各地雇用代理商或派出商务代表，向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出售硝化纤维素火药和无烟火药。

　　为了打开销售市场杜邦公司采取了行贿、送礼、回扣等手段。早在1925年，杜邦公司已经非法地向中国东北的沈阳军阀私运军火，所付出的回扣十分巨大。1928年，杜邦公司与波兰订立了在12年中每年供应300吨火药的长期合同，同样是在付出贿赂之后才捞到手的。

　　在中国关内，杜邦公司用类似的肮脏交易把火药出售给蒋介石军队打内战。杜邦公司总部在1929年9月23日打电话给泰勒：“N.S.贝茨建议我们只付出7.5％的佣金。普雷斯顿·威尔克染料公司，威明顿。”“中国上海杜邦染料公司办事处，只预付出厂价值的5％，按以下比例分配：4％给南京的中国部队。……”“佣金”分配方案是；“南京部队得4％，一位荷兰雇佣军人德·弗雷门尼上校得1％”。“我们向贝茨建议，一定得按上述规定解决。”在上海他们也同样行贿。上海的杜邦公司办事处主任诺埃尔博士打电话说：“总之，在中国新年必须向各方面送礼，而我们所得的额外价格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杜邦公司还向海外一些国家火药公司、化学公司投资或购买股票，进而控制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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