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257)

二五七

　　半路上，他们碰到了玛格达·戈培尔。她吃惊地睁着大眼，说任何活着的人都能找到这个地方。她先前虽未见过汉娜·莱契，却也拥抱了她。还啜泣起来。片刻后他们在狭窄的过道上碰上了希特勒。他低垂着头，双臂不停地抽动着，目光迟钝。但，格莱姆的报告给希特勒带来了新的生命。他抓住格莱姆的双手，转身对莱契说：“勇敢的女人！世界上毕竟还有些忠诚和勇气存在！”

　　希特勒把戈林拍来叛逆电报一事告诉了他们。“是最后通牒！一份货真价实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荡然无存。你瞧瞧我要经受什么吧：没有人履行效忠的诺言，也没有人顾及荣誉。没有什么失望或叛卖我未曾经受过的——这次尤其如此。”他停往了口，好像说不下去似的。然后，他眼睛半开半闭，注视着格莱姆，用比耳语稍大一点儿的声音说：“我现在宣布，你是戈林的接班人，就任德国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向你表示欢迎。”两位新来者深受感动，要求留在地堡内，以弥补戈林之欺骗所带来的损失。同样受感动的希特勒，同意了这个请求。他说，他们的这一决定，将会在德国空军的历史上名留青史。

　　4月27日拂晓，柏林已完全被包围，最后的两个机场也被红军占领。尽管如此，当温克拍来电报说，第二十兵团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遥时，地堡内顿时出现了一阵乐观情绪。戈培尔办公室立刻在电台宣布，温克已抵临波茨坦，并预言他将很快来到首都。温克能做到的，别人为何就不能？“局势已经改变，肯定有利于我们”，他告诉柏林人说，“美国人正朝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变就在眼前。我们一定要坚守柏林等待温克的部队前来。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电台上广播的战报，泄露了温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们将寸步难移了！”温克朝他的参谋长喊道。毫无疑问，俄国人必定也听到了这些广播的。他们必然会集中一切力量攻击他的阵地。他说这几乎是出卖。

　　在午间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表示对温克完全信任——他称温克“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觉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说：“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静安静。除非俄国坦克已开到卧室前，否则就别叫醒我，让我作作准备。”可是，他马上又希望俄国人会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1585—1642，法国政治家——译注）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为会议的结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宝贵的记忆！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迟或早，这乱七八糟的一团，终将全部被抛在后头。”

　　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将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一个矮小的眼中带着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刚炸毁一辆俄国坦克。这个小兵默默地转过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时熟睡。克莱勃斯的两名副官高声抱怨局势之难熬。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伸开双手，亲热地扶住他们的肩膀。希望还是有的，温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会解围。“元首最困难的时刻，你们仍留在这里，保持对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调地说：作为报答，他会给你们大庄园的。这两个副官张着大嘴，不敢置信。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历来受到鲍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当天，汉娜·莱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戈培尔的住所内。戈培尔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划脚地说，戈林元帅是个无能之辈；由于他愚蠢，他毁灭了祖国，现在呢，他却要领导全民族！这本身便证明，“在内心深处，他历来空虚，历来是个卖国贼。”戈培尔像讲经的牧师似的抓住椅背宣称，那些留在地堡内的人们正在制造历史，正为帝国的光荣，为德意志这个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献身。

　　莱契觉得，戈培尔太做作了。她钦佩他的太太。在6个孩子面前，玛格达总是高高兴兴的；待她觉得控制不住时，她便出外。“我亲爱的汉娜”，她说，“你得帮我，让孩子们摆脱这种生活。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两者都不再存在，他们便没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时刻自己会手软。莱契给孩子们讲了她的飞行经历，还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学会后，便唱给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爱娃·勃劳恩。她觉得，爱娃是个浅薄的妇人，整日忙着修染指甲、换衣裳和梳头。莱契见元首公开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为她佩服元首，可说是五体投地。

　　在当天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忆起了往事。他谈到了1933年为了取得政权而作的妥协，以及这个局势如何延续至兴登堡逝世的情况。这又使他再次保证留在柏林。他说，他这样做后，便可严厉地对付软弱分子。“不然我就不会去行使这个道德权。在危急关头如果我从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时时去威胁别人。现在，我必须服从命运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会这样做。船长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间的碰头会上，柏林军区司令赫尔慕特·威德林将军，试图让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围，防御圈正迅速地缩小。他说，靠空投给养已不可能了。他继而谈到了民众和伤员所受的苦难，但希特勒却对背叛了他的人们的抱怨不感兴趣。“许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无法想象，我给他发过命令的党的领导人，居然不执行命令。这便把结果全给破坏了。作为个人，也受苦受难。个人的责任范围越大，就越有必要服从命令。”他忆起，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曾给他说过，服从命令只限到将军一级。他讽刺说，“这是个允许用虚伪的报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势的制度，尤其是出现困难时。”

　　他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了。他不想让斯大林将他关在笼子里展览。“我决不能让俄国人施奸计用坦克将我生俘。”同时，他又不能离开柏林。连他自己都拒绝在祖国的心脏指挥战斗的话，他怎能叫人去为祖国献身？

　　有一次，当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时，戈培尔的助手维尔纳·瑙曼被叫到室外听电话，他被告知，据美国报纸报道，“一群高级纳粹分子，虽未经希特勒批准，却在陆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下”，刚向西方投降。通过瑞典政府转达的希姆莱建议，走漏了风声，但报上并未点名，也未泄露消息之出处。

　　瑙曼回到会议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这消息告诉了他。希特勒小声与戈培尔交谈了几句。柏林军区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来到客厅，发现鲍曼、元首的副官和两个女秘书正在聊天。由于在会议室内受诘，威德林（他的部队称他为“瘦皮猴卡尔”）便把希特勒拒绝听取的事情通通说了出来。他说，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及时离开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鲍曼在内。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会议室后，威德林将此建议重又向克莱勃斯提了出来。克莱勃斯也接受此建议，答应在下次会议上提出详细的突围计划。

　　在50英里外，在温克的第十二军军部，一名报务员正向威德林发电：

　　“十二军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

　　部队正拚死自卫。建议突围来我处。温克。”

　　报务员在等待对方的确认信号。没有任何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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