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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六


  19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为次日的行动作好了安排。他叫司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个手提箱取来。施道芬堡解释说,箱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务必保管好。司机执行了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边。提箱里边放着两颗炸弹。

  在“狼穴”,晚上喝茶时,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紧张。施洛德小姐问他为何如此恐惧。“我希望不致发生什么事”,他简短地答道。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他说,“现在若发生什么麻烦事,那就会受不了。我不能生病,因为德国现时的处境很困难,没能人能接替我。”

  1944年6月20日。

  早晨6时刚过,施道芬堡便坐车离家进城。在城内,一名副官(中尉)赶来与他汇合。在兰格斯多夫机场,他们见到施蒂夫将军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将军为他们准备的飞机。10时30分,这架飞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军基地着陆。

  飞行员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将乘客送回柏林。

  车子在林子里行驶了半小时后,3个密谋者便过了最高统帅部的第一道门。他们继续行驶,穿过了长约2英里的地雷带和碉堡群,来到了第二道门。进门后,他们便到了一个四周有电网围绕的大院。又过了1英里他们才到军官检查站。

  与通常一样,卫兵只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未检查公事包。再前进约200码,他们便到了第三道围墙。这是安全圈A,是希特勒和他的随身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最里边的院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逻。如要进入院内,连陆军元帅都得有希姆莱的安全主任签署的特种通行证才行。但是,这个里边装着炸弹的闪闪发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检查。

  这个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着,他自己提的却是一箱公文。他满不在乎地走进饭厅,与营房指挥官的副官共进了一顿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举止也很随便。随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联络通讯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

  因为,一旦炸弹爆炸,此人便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通知柏林的密谋者行动时刻已到,这要靠他;切断电话、电机和无线电联系,将“狼穴”与外界隔绝,这还要靠他。

  在确知菲尔基贝尔已作好了准备后,施道芬堡与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名军官闲聊了一阵,然后便信步朝凯特尔的办公室走去。这位元帅告诉他一个令人有些难过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间的形势分析会将提前半小时开始——即在30分钟后。凯特尔叫施道芬堡长话短说,因为元首要尽早离开这里。凯特尔不断焦急地看表,快到12时30分时,他说,该到对面的营房里开会了。半路上,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副官恩斯特约翰·冯·弗雷恩德跟前,问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邻近的一间厕所。他的副官带着那个棕色的公事包在那里等候。由于这间厕所不适于安装炸弹,他们便回到厅内,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换衬衣。弗雷恩德将他们领进自己的卧室,自己走了,将他们留在里边。他用仅有的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抓着一把钳子,把引线塞进其中一颗炸弹内,引线将一个小玻璃瓶压碎——玻璃瓶内盛着某种酸,这酸在15分钟内可将一根很细的铁丝腐蚀,从而将炸弹引爆。第二颗”后备”炸弹则由他的副官安装。

  他们刚把炸弹小心翼翼地装进棕色的公事包。有个下士便进来催促。弗雷恩德也在厅内朝他们喊道:“快点,施道芬堡!首长在等我们哪。”施道芬堡出来后,弗雷恩德便要帮上校提那个棕色公事包。施道芬堡婉言谢绝。接着,两人便沿一条小路朝会议所在地的兵营走去。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通往“安全圈”的检查站。快到目的地时,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帮他减轻负担。这次,他接受了,还提出个要求:“请安排我尽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吗?这样我才听得清”。他的耳朵有毛病。

  凯特尔不耐烦地等候在门廊里。会议已经开始了。他领着他们,走过中央走廊,从电话室前走过,由一双扇门进入会议室。会议室有10扇左右的窗户,由于午间天气炎热,它们全敞开着。室内放一张橡木长桌,平常供看地图用的。桌板很厚,由两个大支架支撑着。参加会议的人们站立在这张长桌的周围,只有希特勒一人坐着。他坐在桌子中间,背对着门。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当站在他右边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阴郁地宣读一份关于东线的战报时,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镜。希特勒看了看新来者,对他们的敬礼表示感谢。施道芬堡缓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边,把棕色公事包往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随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内侧立着,离元首只有6英尺远。当时的时间是12时37分,再过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趁其他人对豪辛格讲失败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际,施道芬堡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发现。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出走廊,出了大楼。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属外围组织,对这次爆炸计划一无所知。施道芬堡进来时,他是看见了他的,却未想到马上就要出事,因为密谋者曾答应,下次谋杀时会预先通知他。然而,当施道芬堡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能会出事!”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贯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念头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图,却受到那个公事包的阻碍。他用脚去挪动它,挪不动,便弯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侧。这一移动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海军上将曾卡梅尔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来访,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裤子换上?那时是12时41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12时42分整,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窜;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卡梅尔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他于是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

  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卡梅尔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3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48号地堡内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

  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一名可令部的通讯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灵尔喊了一声。通讯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饭。

  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响,急忙走进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他认识他)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下午12时44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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