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147)

一四七

　　§（2）

　　“绿色计划”虽已付诸实施，但希特勒的意图还是要用它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他应向战争悬崖走得多近，对此，希特勒在那年夏初或许连自己也不知道。如同在莱茵兰和奥地利危机时期一样，他靠的是直觉。他遂派他的私人副官魏德曼上尉于7月间飞赴伦敦，与哈利法克斯勋爵进行非正式会谈。这是一项异乎寻常的探索性任务，由魏德曼的私交、半犹太血统的霍亨洛公爵夫人暗中安排，完全绕过里宾特洛甫。魏德曼的正式任务是探讨戈林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可能性，但希特勒也亲自指示他通知哈利法克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受到虐待。“若在近期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我只好用武力解决。把这点告诉哈利法克斯勋爵！”

　　7月中旬，魏德曼转述了他的警告。但哈利法克斯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在限期到来以前，许多问题都可解决。他还在原则上同意戈林来访，还含糊地邀请元首本人作为国王的客人前来。魏德曼满心欢喜地飞回德国。但是，在贝格霍夫，他等着向元首汇报一等就是几个小时，而元首却在外边与尤尼提·密福特一起走来走去。希特勒回来后不耐烦地打断魏德曼的汇报：尽管英国已同意戈林出访伦敦。“不去了！不再去了！”他冲口喊了一声。关于哈利法克斯之事，他连一个字也不愿意听。“我现在也不明白”，魏德曼回忆道，“希特勒的变卦是因为尤尼提·密福特在他耳旁灌输了什么呢，还是因为害怕戈林利用此举取得太大的政治权力。反正，我无法向他汇报他不愿听的东西。”

　　数星期后，威廉大街的秘密代表弗里茨·赫塞，被里宾特洛甫从伦敦召回，原因是，他曾发回一份报告说，张伯伦已考虑将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给我发回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处？”据赫塞的说法，外交部长当时这样说道。看来，元首已深信，英国一旦武装完毕，便会将德国打得粉身碎骨。不久前，元首曾对里宾特洛甫说过：“现在已没有什么国际廉耻可言，有什么战利品可抢谁都抢。我要把这点儿作为教训。”在英国人将他包围前，他将先发制人。

　　赫塞解释说，张伯伦的私人顾问曾要他非正式地通知元首，伦敦《泰晤士报》那篇说英国准备接受对德国有利的解决办法的社论，系首相亲自安排的。对此心中有数后，希特勒不是不用武力威胁便可为苏台德的日耳曼人取得自治么？“自治”？里宾特洛甫喊道，“不可能再有什么自治了。”他说，在谎称德军已有所行动前，希特勒或许会满足于自治。现在，这可是不够了。听到这句话后，赫塞“全身都凉了”。他初次醒悟到，战争的危险是迫在眉睫了。他祈求外长去向希特勒保证，他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苏台德地区的割让。里宾特洛甫深受感动，答应找希特勒说说。次日，他把赫塞召来，告诉他，元首嘲笑了捷克人会拱手将军事基地交出的想法。“我就是不信”，他说，“他们不会愚蠢到那种地步！”

　　希特勒的态度是强硬了，但他的将领们却在继续反对他的扩张政策。贝克在公开散布阴郁的预言：在新的战争中，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与上次大战相比，将更重要；战败的后果将比1918年的失败更为惨重。7月，他为勃劳希契草就了第三份冗长的备忘录。他宣布，他敢肯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必将带来另一次大战。“这种战争的后果，不仅仅是军事失败，而且是德国的全面灾难。”他继而说，人民不要这场战争，陆军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

　　7月16日，当贝克将此文件呈交上去时，他的讲话尤其大胆——他让勃劳希契在军事将领中组织抵制。“倘若军事将领们不按自己的特有的政治见解和良心行动”，讨论纪要说，“历史就会将罪过加在他们头上……若大家行动坚决，战争政策就执行不了……时局特殊，措施也随之特殊。”

　　8月初，在众人劝说下，勃劳希契召开了一次高级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他宣读了这份备忘录——它预言，入侵捷克必将导致一场大战，德国一定打输。为了苏台德，竟拿民族存亡去冒险，这值得吗？众人一致认为，军民皆反战。将领们也同意，陆军的训练和装备或许可打败捷克人，但要打败欧洲强国的联盟，是绝对不行的。会上只出现两条反对意见，但都很温和。布许将军重弹了军队不该干预政治的老调，而莱希瑙这个第一个变为纳粹的将军则告诫其同僚，应单独与希特勒辩论，不要集体前往。勃劳希契采纳了他的建议，单独前去面见元首。但是，他是否像对同僚们说话时那样强硬有力地去面陈希特勒，这还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即使说法比较婉转，它也带来一阵大声呵斥，重使勃劳希契循规蹈矩。

　　将领们的否定态度使希特勒气馁。8月10日，他将总参谋长等人请至贝格霍夫进午餐。他又历时3小时滔滔不绝地大讲他的政治理论，但他们也同样不以为然。众人的一致反对反倒加强了元首的决心。5天后，在朱特堡附近观察了一炮兵演习后，他将高级将领召至饭厅，宣布于秋天用武力解决捷克问题。他向听众保证，只要张伯伦和达拉第仍然在位，就不会出现大战。在结束讲话时，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预言是会应验的。

　　两天后，苏联大使迈斯基对哈利法克斯说，德国政策“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恫吓”，”真正危及和平”的是英法两国之暧昧态度，因为无论对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力量，它都作了过高的估计。次日下午，一个来自波美拉尼亚的农场主又给英国人带来了新的压力。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津，系伟大诗人克莱斯特—施曼津的后代，君主主义者。长期以来，他是希特勒的敌人。他拿着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搞到的护照，作为德国总参谋部内温和派的代表来到伦敦——这些温和派人士均希望能阻止希特勒的侵略。当日黄昏，他与哈利法克斯的主要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私下进行了交谈。克莱斯特清醒地宣布，除非英国出面阻止，否则战争肯定爆发。他说，德国只有一个极端主义者。“希特勒自己的决心已下。德国陆军中的所有将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知道这点，也只有他们才确切知道。他们还知道地雷爆炸的日期。”

　　“你是说，像戈培尔和希姆莱之流，竟不为希特勒的战争推波助澜？”凡西塔特问道。

　　“我重复一遍：我不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项决定是希特勒一人作的。”所有将领均“死死反对战争，却又无力反对——除非得到国外的鼓励和支持。我跟你说过，他们知道确切的日期，会不得不在该日进军”。

　　当被问到是哪一天时，克莱斯特笑了。“哎，你当然知道”，凡西塔特费了一番唇舌，说明英国的领导人并未掌握这份情报，他才相信，“若在9月27日后才采取行动，那就太迟了”。他说。阻止战争的时间最迟不能迟于9月中旬。一定要让希特勒明白，英法两国决不是在虚张声势。英国必须让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出面讲话，讲话要针对德国公众，要着重指出战争的恐怖。

　　凡西塔特立刻将会谈情况写成详细汇报，交给了张伯伦。

　　然而，由于张伯伦一心姑息，对凡西塔特之所云不以为然。次日，汉德逊从柏林发来电报，进一步加强了他的立场。这位大使的看法是，战争的危险不在希特勒身上，（因他拗不过人家），“而在那些加紧备战的势力身上，即德国和捷克的极端分子、共产党人，以及其他有影响的势力和外国普通仇恨纳粹主义的势力。”他奉劝伦敦，“切勿将希特勒先生迫入困境，使其威信扫地，以致不得不向极端分子屈服。”

　　克莱斯特的看法与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在国内，希特勒陷入反战派的重围。他的论点仍不能令其将领们信服。反战派主将贝克将军再次提出辞职，勃劳希契不予接受，他就索性不再上班。为解决这一问题，希特勒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出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令他保密，不得让公众知道。作为一个忠实的德国人，贝克同意保密，但仍继续支持反希特勒集团——这个集团在暗中策划，待元首最后下令执行“绿色计划”时，便将他逮捕。如此众多的文官武将一周密谋用武力推翻政府，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密谋者包括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曾为克莱斯特提供护照）、前陆军总司令库特·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以及代替贝克总参谋长职务的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秘密地派出第二个谈判者前往伦敦，将克莱斯特的警告重述了一遍——再次无济于事。这项阴谋还牵涉到赫加尔玛·沙希特和其他文官，包括豪斯霍弗的长子以及外交部主要官员——例如西奥多·科尔特，此人在外交使团中散布有关里宾特洛甫的谎言。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对元首施加更大的压力。8月下旬在一次私人夜宴后威兹萨克将赫斯拉到一边，并提醒他注意，如元首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德国势必要与西方开战。赫斯将这一警告传给了希特勒。几天后，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格克也提出同样的警告。“我与英国和英国人相识多年”，这位牛津毕业生写道，“我认为，从他们反复声明的态度来看——虽然是用小心谨慎的英国方式表达的——非常明显，他们决心干预一事绝不是虚张声势恫吓。即使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不要战争，但他们身后还站着终将继位的战争贩子丘吉尔和艾登。”

　　他敦促希特勒要有耐心。他说，时间会为德国效劳的。德国的重新武装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盟国。再者，法国越来越愿意与捷克斯洛伐克闹翻；美国也有反抗旨在反对帝国之犹太宣传的迹象。“那就是说，只有等待才能取胜。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分子、犹太人和捷克人现在就疯狂地要将我们推上战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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