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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第八章 终曲

  1.婚礼在上海举行

  夏天,陈香梅受聘民航空运队,兼任《空运队公报》编辑,同时仍然继续在中央通讯社的采访工作。最初的《空运队公报》仅仅是一张油印的单页纸,主要报道空运队的新闻和人物,阅读对象是队里的职员及队外人士。随着空运队营业量的不断扩大,陈纳德与陈香梅之间的婚姻问题也进展得十分顺利。

  不久,这门婚事得到了陈香梅在上海的外祖父和外祖母的首肯。

  接着,陈香梅在美国旧金山任领事的父亲,也飞返上海表示同意他们的婚事。大姐陈静宜从旧金山飞来。

  1947年12月21日,下午。

  婚礼在上海虹桥路陈纳德寓所举行。

  仪式并不隆重。但是,美丽的鲜花像堤防一样,堆满了宽大的起居间、客厅,温暖的阳光照射着走廊,一千朵象征着纯洁、忠贞、奉献与长寿的白菊花,镶嵌成的大钟垂悬于起居室的天花板下。新娘穿上了漂亮的结婚礼服,它是在上海和巴黎联合设立的精致沙龙“绿屋夫人”订做的。新郎则身着戎装,英俊潇洒。

  参加婚礼的除了陈香梅的父亲和继母、外祖父母、大姐陈静宜外,还有陈纳德的老友、飞虎队的军医金特里,民航空运队的合作者威劳尔夫妇,翻译舒伯炎上校夫妇,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叶公超博士,法官、美国驻沪领事,以及一些至亲好友。

  关于这次婚礼,威劳尔夫人后来在信中写道:

  我们大家都对将军结婚感到高兴。他很孤独,需要一个妻子和终身伴侣。一个中国姑娘与一名比她年纪大的将军结婚并非咄咄怪事(陈香梅当时是23岁,而陈纳德是57岁),因为结婚的对象通常是由父母决定的,而首要考虑的是经济上是否富裕。陈香梅与陈纳德似乎是真正相亲相爱的。我在给孩子们的去信中写了这件婚事,但我猜想你们未必见到那些信件,但很愿听到此事。

  将军和陈香梅对结婚之事思考甚久,但决定结婚及其日期却很突然。陈香梅的父母是在星期三动身前往香港的,但星期四陈香梅打电话让他们赶快来上海,因为她要在星期日结婚,将军说,他不会因为结婚而就变得年轻一些,所以干嘛不早一点结婚。此外,有人给了他们一只大野鹅。不在星期日吃掉会坏的。还有,他还得请教中国人怎么办结婚手续等等。

  幸好,由于我们得等候财政部副部长从南京赶来,而他的飞机误点,因此,婚礼推迟了。但他终于抵达,万事准备就绪。将军、金特里、主持婚礼的副部长和我一起退到门口的留声机旁等候信号:新娘和她的父母到来了,庄严的时刻终于来到。大门打开,金特里把留声机的音响调得很高,并将留声机针头放在唱片上,结果出来的是一个爵士调。将军由于耳背,一听到音乐,即迈开步子,可金特里一把抓住了他,我们又试了一下,不对,有人把唱片放错了,我们永远也没弄清楚是谁干的,结果又试了三张才找到婚礼进行曲。

  从那时起诸事顺当,但新娘父亲突然病了,大家把他安置在床上,我们喝茶,吃结婚蛋糕,用香槟向新郎新娘敬酒。之后,我们回家去换衣服好参加七点半举行的结婚宴会。宴会真叫人难受,那帮服务人员表现得像是忠心耿耿的家臣那样,他们想向君主表示他的幸福也是他们的幸福,因为他们均已跟随了他好多年。这个宴会惟一的好东西是那只野鹅,但它不是厨师买来的。此外,还有一些油腻不堪的杂烩,将军对此表示歉意,但他倒不是在模仿中国的习俗;主人总要评头论足地说所吃的饭菜不够贵宾享用的标准。此外,还有一些炒蔬菜和苹果排。

  将军终归是将军,而且是一个有军人习惯的人,次晨还是照例在八时去上班。

  婚礼的第二天,中美各大报都作了报道。

  美国《什里夫波特报》刊出了长篇报道:《陈纳德与中国新娘喜结良缘》。

  《路州平民报》的报道如下:

  上海12月21日电讯:由于指挥飞虎队和第14航空队而名震天下的57岁的陈纳德,今天在上海与安娜·陈这位22岁的娇美漂亮的中国中央通讯社记者结婚,婚礼是在上海郊区陈纳德的住房中举行,婚礼只是小规模地宣布于众,故而只有一些亲密的朋友被邀参加。

  2.克奈尔·安娜和雪狄雅·露薏丝

  1948年春,陈纳德携新娘返美。

  许多记者闻讯来访,其中有一位记者说:“陈纳德太太,请问你是否百分之百赞成中美联婚?”“这个问题不能概括而论,要看个人而定。”陈香梅回答说。

  “那么你对你的婚事还满意吗?”记者又说。“你以为如何呢?”陈香梅反问道。

  ……

  事后,陈香梅在《陈纳德将军与我》一文中畅谈了她的看法,她写道:

  西洋人以结婚为爱的坟墓,因为两人相悦到极点时,爱也走到终途,在那时结婚,已淡然无味,东方人以结婚为爱的开端,因为未结婚前两人相知不深,甚至根本不认识,然后才领略人生的温暖。陈纳德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把东西习俗来一个折衷,恰到好处,永无止境。

  太阳是咸的,月亮是甜的,太阳是一阕雄壮的军乐,月亮是一首诗意的短曲;太阳高高地照遍大地,月亮静静地影满人间;这是西方的美与东方的美不同之点。然而,我们既爱太阳,也爱月亮。

  我们来自西方和东方,起初,我们仅是被一道围墙所阻隔着,我们非常陌生;可是当我们走出围墙以外之时,我们发现我们呼吸着同一的空气,我们原来就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虽然萍水相逢,可是相知极深。

  回到上海后,当时国内战况日趋激烈。

  “小东西,你不喜欢再去香港或美国吗?”6月的一个夜晚,陈纳德问陈香梅。

  “我喜欢的,但是我认为你现在太忙,我们不宜再外出旅行。”“我是忙。我的意思是你一个人去。”

  “为什么?”

  “亲爱的安娜,战争已逼临上海,对你有危险。”“危险也好,没有危险也好,总之,我要与你同在。”“谢谢你,亲爱的。可是民航队忙乱地撤退时,我不愿意同时为你担心。”

  7月,陈纳德把陈香梅送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12月11日,他才给她写了一封信:

  至爱的安娜:

  我趁午餐前匆匆写这封短信给你,以答复你的前两封信。如果那时候工作许可,我计划于12月16日赴昆明,再于23日转赴广州,与你共度圣诞;不过,若是我不能归来,你必须谅解。

  虽然国军仍在徐蚌一带作战,情势似无改善。我们所能做到的实在太少,留意要做的还有很多。

  我的感冒并未转坏。老陈不管我要不要,每天照样给我吃药。好好照料你自己,记着要去医生处检查……

  陈纳德并没有如期赴穗,与陈香梅共度圣诞节。1949年2月8日,一大早,陈香梅在医院产下第一个女孩。

  他匆匆赶来,用他们夫妻两人的名字替孩子取名为克奈尔·安娜。之后,又匆匆离去。

  5月,他们离开广州,迁居香港对面的九龙,肯特路12号。寓所对面住的是中国著名电影明星胡蝶。

  就在这个月,陈纳德的《一个战士的道路》在纽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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