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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1940年2月初。

  陈纳德告别家人和朋友,飞离美国。

  2月12日。天气寒冷,阴霾。下午3时,陈纳德乘坐的班机抵达澳门。

  当日晚上8时30分。陈纳德经过半小时的飞行后,从澳门到达香港。

  宋美龄和端纳在香港启德机场迎接陈纳德。

  这使陈纳德感到意外的惊喜。

  陈纳德回到昆明,继续训练士官生。

  由于昆明雨天很多,每次下雨,用草皮和泥土修建的跑道和滑行道就变成了粘泥。飞机无法在这样的泥沼中起飞、降落。这样,实地飞行训练不得不经常被取消。学生们在田边的小泥屋里上课,陈纳德在黑板上画出机炮和炸弹的弹道,向学员讲授枪炮和轰炸的理论,以及战斗机的作战战术。

  天气晴朗时,他会驾驶一架笨拙的双翼机,为学员们作示范表演。

  驾驶杆,方向舵,节流阀,这些都成了他的第二本能。飞机在晴空中做翻滚动作,旋冲……一系列的特技动作,使得中国学员和美国教官瞠目结舌。

  10月12日,陈纳德接到重庆方面的命令,要他去面见蒋介石。

  第二天,他正想订中国航空公司班机去重庆,日本人出动了30多架轰炸机,来轰炸昆明的航校机场。

  早在4月份,日本人就打算把昆明航校从地面上抹掉,企图阻止中国训练出一支空军队伍。

  这次空袭也是日本人企图扑灭中国空军力量的继续。正如陈纳德10月9日从昆明写给内尔的一封信里所说:“现在,日本人派出最好的歼击机来支援轰炸机。他们已两次轰炸过昆明,尚未造成很大破坏。这两次,轰炸机都在2万英尺以上高空,并且逆风投掷炸弹。但是,这座城市迟早会遭殃,因为它们不久就会飞得很低。”

  陈纳德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到达蒋介石的官邸。宋美龄把蒋介石的话翻译给陈纳德听:“你有什么办法能让美国驾驶员和美国飞机帮助中国打仗?”

  陈纳德问:“需要多少?”

  蒋说:“500架就可以了。”

  一阵沉默。

  陈纳德耸了耸肩,说:“要弄到那么多架飞机是不可能的。”

  他接着解释说:“我曾经参观过南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飞机厂,发现光满足英国订货就难做到了。不过,惟一的可能是弄到一些稍微落后和过时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但比起目前所拥有的飞机,那肯定要强得多。”

  蒋介石没有回话,不动声色地坐着,听完陈纳德的解释。5天以后,陈纳德再次接到让他去重庆的命令。蒋介石通过宋美龄对他说:“你的工作是尽力弄到更多的美国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驾驶这些飞机的驾驶员。你同毛邦初一起去,而且马上动身。”

  随后,蒋把一叠书面订单让陈纳德带去美国,并向驻华盛顿的宋子文报告。

  这使陈纳德吃惊不小,但他没有丝毫的流露。

  3.东瓜机场

  飞机在太平洋诸岛屿之间不停地飞行。

  发热,剧烈地咳嗽,犹如刀割心肺,使陈纳德难以忍受。但他感到更加难受的是,他在中国的3年半时间,没做多少工作,觉得他是不应该拿薪金的。他手下的上百名学员,要么被日本人打死,要么在训练中失事身亡。中国空军就像不存在似的,徒有虚名。

  飞机遇上一股气流,颠簸了几下,稍后又恢复了平稳。陈纳德不禁觉得,此次去美国弄飞机和驾驶员,前途渺茫,因为美国第一优先考虑的是欧洲的战事,况且他认识的美国高层人士不多。

  1940年11月1日。

  华盛顿V街,中国国防供应公司。

  陈纳德在昆明时就已经结识宋子文,并且成了密友。此次老友重逢,格外高兴。宋子文在得知蒋介石的意图后,很快为陈纳德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并对陈纳德说:“钱的问题我会考虑。你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尽快列出一张供应品的项目表来。”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筹措,陈纳德的梦想开始实现,他觉得很兴奋。

  1941年7月8日,下午4时。

  陈纳德坐上飞往中国的飞剪式班机。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我第一次有了我们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班机降落在昆明机场的一条简易跑道上。

  烟雨濛濛。

  成千上万的中国民工正在抢修昆明机场。按照这种速度,修筑机场的计划看来是难以完成了。

  陈纳德从昆明飞往重庆。

  宋美龄告诉陈纳德说:“由于征集志愿队员的时间迟缓,志愿空军又赶上了昆明的雨季,加上昆明机场尚未完工,政府决定同英国驻缅总督协商,让美国志愿空军连同飞机一起进驻缅甸,并劳驾您去缅甸组织志愿空军的训练。”

  “夫人,我们在缅甸何处机场训练?”陈纳德问。

  宋美龄回答说:“缅甸的东瓜机场。”

  东瓜机场。

  它距离仰光约有170公里,以铁路计算是166英里。它有一条4000英尺的沥青面跑道,可供训练之用,至少要比昆明机场的泥土跑道强得多。

  机场附近有一个小镇,称为东瓜镇。镇上有一些中国和印度商人开设的铁皮屋顶的小店铺。镇中心仅有一条泥土路,四周为柚木林所包围。

  7月14日,美国驻仰光领事馆通知陈纳德,一共有68架P—40飞机已经抵达,第一批30名美国空军人员也随即到达。

  天气闷热,潮湿。

  陈纳德赶往仰光港码头迎接。原来这批志愿人员是由路德教会教长弗里尔曼率领的。弗里尔曼的中文说得很流利,1937年在汉口时,他就与陈纳德相识。当时他曾向陈纳德建议,他可以担当美国志愿队的随军牧师。

  弗里尔曼后来对他们在码头相会时的情景回忆说:“那天,陈纳德站在码头上,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粗制滥造的冒险家式的服装:防蚊鞋,军官衬衫上别着中国军衔,破旧的空军帽,以突出他的好斗的相貌。只要看他一会儿,就会得到一个不拘小节和不讲排场的印象,再加上一种敏捷的、颇有把握的、绝对权威的神气。我想,船上的人没有一个以前见过他。我在船栏边望着这一排人,他们默默地瞪大着眼看他。我可以看出,至少在那时,陈纳德完全能够控制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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