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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那是在20年前,1867—1868年的戏剧节,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救灾演出。为了使音乐会增色,尼·鲁宾斯坦让柴可夫斯基指挥他的新作歌剧《市长》中的舞曲。由于乐队已熟知这段音乐,排练时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困难。正式演出时却出现了非常糟糕的情况。柴可夫斯基走上指挥台后,突然觉得一阵紧张,他面色发白,瞬间把要指挥演奏的曲子忘得一干二净。摆在眼前的总谱上写些什么他也一点都看不见了。他右手拿着指挥棒,左手却使劲支撑着下巴,此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觉得自己的头好像要歪倒过去。他费好大力气才使自己没有全身倒下。他挥动指挥棒示意开始演奏,但他的指挥竟是错误的。幸亏乐队对乐曲很熟悉,乐手们没有按照他错误的指挥演奏,总算把全曲演奏下来没有出错。他垂头丧气地走下台来。这次的失败吓坏了柴可夫斯基,此后近20年,他不肯再操指挥棒,他觉得自己不具备指挥的能力。

  《女靴》第一次排练的前一天夜晚,柴可夫斯基躁动不安,难以成眠。他后悔自己不该同意亲自指挥,可是临阵脱逃将会让他永远自愧自责。然而他现在情绪慌乱,心跳加速,头昏昏沉沉,不知怎么是好?

  第二天他去参加排练时,面色惨白像个病人。但事情很奇怪,当他走上台拿起指挥棒,忽然觉得自己很镇定,乐队演员向他热烈鼓掌表示欢迎,一股热流涌遍他的全身,他感到很振作。他很自信地指挥着乐队的演奏。首次排练进行得很顺利,以后的几次排练他就更有了信心。他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以前一度办不到事,现在已经完全可以办到了”。

  1月19日,他终于成功地指挥了歌剧《女靴》的首场演出。在这个音乐会上,他觉得“他的指挥棒真正地控制着在场几百听众的意志”,他也不知道自己“这种神奇的力量是来自哪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确拥有了一种新的能力。

  不久,彼得堡皇家剧院举行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专场音乐会,由作曲家亲自担任指挥。演出那天,上场前他十分激动,但已不是恐惧,更多感受到的是作曲家即将成功指挥自己作品所产生的莫大的喜悦。柴可夫斯基在回忆起这次指挥的体验时说:“……过去我没有感受过这种喜悦。它是那么强烈,那么不寻常,那么不可言状。如果我作指挥的尝试要求我同自己做许多艰苦的斗争,如果这种尝试要夺去我几年的生命,那我也绝不惋惜。我体验到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听众和演员在音乐会上多次向我表示热情的赞许。总之,3月15日这个夜晚给我留下了最甜蜜的回忆。”

  评论界对柴可夫斯基的指挥给予充分的肯定:“柴可夫斯基展示了新的才能,是一位经验丰富、信心十足的指挥。他不仅精于向演奏者传达作者的旨意,而且善于激发演员与乐队的灵感。”

  能够指挥乐队演奏自己的作品,这对柴可夫斯基至关重要。从此以后他开始接受国外音乐协会的邀请,去进行旅行演出。他希望自己的音乐得到传播,希望更多的人喜欢它,并从中得到慰藉和鼓励。

  这年6月,柴可夫斯基接到汉堡爱乐协会邀请,约他于次年1月去汉堡进行访问演出。随之,又接到来自维也纳、德累斯顿、哥本哈根、布拉格、莱比锡、柏林、伦敦的邀约。在巴黎经销他作品的费利克斯·马卡尔为了扩大柴可夫斯基的知名度,早就要举办他的作品音乐会,约作曲家去巴黎亲自指挥。

  1887年12月,柴可夫斯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西欧旅行演出。

  1887年12月底,柴可夫斯基来到了柏林。柏林爱乐协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在那里他见到了18年前他曾迷恋过的女歌唱家戴西莉·阿尔托。已过中年的阿尔托还像20年前那样光彩照人。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重叙昔日友情,感到很快慰。柴可夫斯基和柏林爱乐协会会长施奈德谈妥关于2月将在柏林举行音乐会的各项事宜之后,动身去了莱比锡。

  著名的格万豪斯音乐会使莱比锡成为德国重要的音乐中心。柴可夫斯基在莱比锡的东道主是布罗茨基。他与柴可夫斯基是老相识,当柴可夫斯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时,他早就是教授一辈的人物。布罗茨基1877年离开莫斯科后在基辅音乐协会工作几个月后长期旅居国外。他在莱比锡音乐学院受到普遍尊敬和爱戴。布罗茨基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有深刻的了解,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就是布罗茨基第一次演奏的。

  柴可夫斯基在布罗茨基家做客时,结识了两个很感兴味的人物。一个是德国作曲家伯拉姆斯。他身材不高,很健壮,外表看上去很讨人喜欢。“他的漂亮的、几乎是老年人一般的头,令人想起那性格温和、仪表出众的俄国老年神甫的头”。他有一头长长的、稀疏的白发,灰色的、善良的眼睛,浓密的斑白胡须。伯拉姆斯很朴实,毫无傲慢气息,谈吐幽默,性格开朗。和他相处的几小时给柴可夫斯基留下了很愉快的回忆。伯拉姆斯当时在德国很有声望,是能与贝多芬齐名的优秀音乐家。

  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如俄国,并不很知名。柴可夫斯基认为在伯拉姆斯的音乐中“有某种干巴的、冷漠的、模糊含混的因素使俄罗斯人的心难以接受……听伯拉姆斯的音乐时,你会问自己:伯拉姆斯是深邃呢,还是故作深邃以掩盖其想象力极端贫乏,而这个问题从未能明确解决。听他的音乐时,怎么也不能对自己说,这种音乐贫薄,完全没有意思。他的风格始终是高尚的,他像我们全体现代音乐作者一样,从来不追求表面效果,不企图用什么新奇夺目的配器手法使人惊讶;你也从来见不到他有平庸和模仿之处,一切都很严肃、很高尚,甚至显得别致,但在这一切当中没有主要的东西,没有美!”

  尽管柴可夫斯基不喜欢伯拉姆斯的音乐,但对伯拉姆斯个人却是很敬重的,认为他是“一位忠实、坚毅、富有活力的音乐家”,而且知道“他是一位十分高尚的人,任何一个有机会和他接触的人,都会对他怀有爱重之情”。伯拉姆斯周围颇有一群信徒。柴可夫斯基正是在伯拉姆斯的圈子里和他接触的,包括布罗茨基和他的妻子、小女儿都是伯拉姆斯派。柴可夫斯基在他们中间虽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但大家仍能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伯拉姆斯对柴可夫斯基很客气、友好。当然他自己能意识到柴可夫斯基并不是他的阵营中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进一步的互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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