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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使柴可夫斯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什帕任斯基对待妻子和孩子不负责任的态度——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的好女人无情抛弃,把家扔到那么远的地方,不给他们提供生活最起码所需的钱,最后就连打发他们离开莫斯科还是坐的等级最差的火车。柴可夫斯基虽然很生气,在给尤里娅写信时还是很克制的,甚至在信中表示希望让什帕任斯基改变主意,把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接回家。

  希望落空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来的信都充满了悲伤。除了母亲、孩子以外,柴可夫斯基成为她惟一的支柱。他写信告诉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应该向丈夫要求她和孩子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保证,如果需要,他也可以提供帮助。柴可夫斯基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各方面都很操心。1886年7月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一封信使柴可夫斯基很激动,他读后在日记中写道:“在走廊长时间散步,明天无法工作了,必须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回信。看来她要死了,说不定她已经死了。这些日子我的思想一直很沉重。”来自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坏消息使柴可夫斯基如此不安,以至于他都不能作曲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给可怜的尤·彼·什帕写了一封信。”

  柴可夫斯基在梅达诺沃独居时,正在写歌剧《女巫》的第四幕,并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妻子玛丽亚·菲多洛夫娜皇后写浪漫曲。在工作的余暇,柴可夫斯基在考虑解救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办法。他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许多来信中更加看出她的文学才华。柴可夫斯基想唤起这个不幸的女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兴趣,鼓励她写作。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感谢作曲家对她的关心和帮助,并且向他表示了爱意。“您太把我理想化了,”柴可夫斯基回信说,“我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完美。您需要您的朋友高大过人,以便使您能得到更牢固的支撑,于是您就把所有的优良品质都堆在我身上。不过我不想让您着急,您要相信一点: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喜欢您,我从来不会埋怨您,您对我可以完全坦白,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自己的内心。”

  柴可夫斯基自己承认,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不管多么忙,他总能抽出时间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4月10日他在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说:“天啊,亲爱的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永远不要说,‘您使我厌烦了,您的信使我不愉快等等’这样的话,您要相信,我希望您给我写信越勤越好,越多越好。”于是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照办了。5月写了两封,6月写了两封……信也写得越来越长。

  1887年7月,柴可夫斯基赶赴德国亚琛去看望患重病的好友康德拉蒂耶夫。借此机会他来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看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7月10日这天,柴可夫斯基冒着酷热,走遍塞瓦斯托波尔的大街小巷,好不容易找到了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住所。他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相聚,柴可夫斯基要赶去上船。

  没有人知道他们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只见在柴可夫斯基到亚琛后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在塞瓦斯托波尔我对您的访问真像做梦一样:蓝色的大海,酷热的天气,晒得滚烫的街道,在塞瓦斯托波尔每个小巷中的奔走,对您神秘住所的寻找,和您一刻钟的会见,还有轮船——所有这一切都瞬息闪过,让您不知道是现实还是梦境。”

  就在他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见面的当天,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塞瓦斯托波尔,酷热。很不容易才找到什帕任斯卡娅。她送了我。”柴可夫斯基在日记中从来不写细节,他只写事情。

  柴可夫斯基的短暂访问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带来了瞬时的喜悦,给他留下了令人鼓舞的温馨回忆。

  这次会见以后,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真的开始了文学创作。柴可夫斯基写信鼓励她说:“现在我已看到您不仅是一个深受痛苦,只会消极对待自己所遭不幸的女人,我还看到您是一个战士。这样的战士知道,悲悯自怜对医治创伤毫无用处。当我看到这一切,我更加深了对您的同情。”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题为《塔霞》。柴可夫斯基建议她写自己的过去,写成自传体,并答应帮助联系书的出版。他还要求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在没有进行任何加工前就把手稿给他寄去。看来作曲家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所保护的人做点重要的事,做点好事。

  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手稿寄来了。柴可夫斯基对作品的反应是谨慎的,有保留的。他说,和一般文艺小说相比,《塔霞》写得更像一部哲学作品。他虽然感觉到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小说从文学角度看确有一些欠缺,但还是热情鼓励她:“毫无疑问的天才!您真是位出色的修辞学家!至于艺术性,以后再说吧……您一定能成为作家,一定,一定!我为俄罗斯文学感到高兴!”

  柴可夫斯基把书稿寄给莫杰斯特。他有相当丰富的文学经验,在文学界也有不少关系。莫杰斯特看了以后,觉得尤里娅·彼得洛夫娜的书还达不到出版水平。柴可夫斯基没有争辩。他是很明事理的,在自己并不很精通的行当里,他甘拜下风。

  柴可夫斯基坦率地、也很委婉地把情况告诉了《塔霞》的作者,并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另一本书,一本儿童小说寄去。不知尤里娅·彼得洛夫娜是因为受了伤害,还是因为不愿再给作曲家添麻烦,她没有寄。然而她却把儿童小说寄给了那位抛弃了她的前夫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知道了此情况后,他想:“女人的期望和做法好奇怪呀!”依波利特·瓦西里耶维奇夸了她的书。他并不想失去这个到现在依然如此驯顺的女人,这女人本来完全可以给他找更多的麻烦。虽然夸了她,但同时又说书中有些地方需要修改,而他现在没有时间。柴可夫斯基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主意是他出的,他觉得是自己不对。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说:“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本来只为一个理由——文学可以给您一个独立的地位,独立于谁呢?正是独立于那个您去找的人。”

  柴可夫斯基的良苦用心还是起了作用。尽管《塔霞》和儿童小说使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受挫,而她从此把柴可夫斯基当做了导师和安慰者。

  这位导师和安慰者终日忙得不可开交。

  1887年10月,在玛林斯基剧院开始了歌剧《女巫》的排练。歌剧中每幕的情节拖拉、冗长,使柴可夫斯基大伤脑筋。最初对什帕任斯基脚本的兴奋现在已荡然无存,需要进行删改、压缩。他为歌剧演出的事去找指挥纳甫拉夫尼克和扮演主角娜斯塔霞的女演员巴甫洛夫斯卡娅商量。

  从亚琛传来了不幸的消息,好友康德拉蒂耶夫病逝了。柴可夫斯基的心情极为沉重。歌剧《女巫》的排练造成的烦恼不允许他久久地陷在为好友死别的忧伤之中,几天以后他就去了彼得堡继续忙歌剧的排练。

  柴可夫斯基越来越不喜欢什帕任斯基的脚本,他为歌剧的前途非常担心。他已感到歌剧会使听众腻烦,每幕都很拖拉,而群众场面也和他原先设想的不一样。他的预感是有道理的。第一场演出还不错。柴可夫斯基对演出自己的指挥和观众的掌声都还觉得满意,然而他毕竟觉察出了场上的冷淡。他给尤里娅·彼得洛夫娜写信讲了第一场演出的情况。他在信的最后说,歌剧不受欢迎一方面责任在自己,另一方面也在于脚本,他说:“什帕任斯基对歌剧的要求考虑得较少,语言太多,对话多于抒情。无论我怎样压缩台词,舞台还是显得拖拉。”柴可夫斯基并没有失望。“应该习惯于这样的剧,等公众习惯了,它就会得到肯定”,他对尤里娅·彼得洛夫娜这样说,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柴可夫斯基希望尤里娅·彼得洛夫娜不要把他对脚本的看法告诉什帕任斯基。他知道他们之间仍有通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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