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16)

一六

　　1878年2月22日，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的音乐会上，尼·鲁宾斯坦指挥，初次演奏了《第四交响曲》。演出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成功。公众还没有立刻明白这部交响曲的深刻含义。尼·鲁宾斯坦的指挥也不如往常好，报纸的反应也很冷淡。

　　梅克夫人不顾天气寒冷和身体不适，冒雨前去参加音乐会。她独自坐在音乐厅的包厢里，欣赏这部献给她的交响曲的首演。她沉溺在交响曲波澜起伏的乐思之中。交响曲的每一个音符在她心头激起无尽的情思。作曲家在“命运”面前感受到困惑、悲哀和绝望，对她来说并不陌生；作曲家在交响曲中对未来生活所寄托的渴望也道出了她心底的宿愿。她由衷地为自己的挚友的成功感到庆幸。第二天她立刻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祝贺的电报，然后又写信告诉他，大家都能接受他的交响乐，尤其喜欢《谐谑曲》这一乐章。鼓掌很热烈，音乐会结束时，听众还要求作者上台来。不过，梅克夫人也觉得乐队的演奏没有发挥足够的水平，对交响曲的效果有所削弱。

　　尼·鲁宾斯坦也给柴可夫斯基发去了电报，告诉他，已经演奏了《第四交响曲》。但是关于公众如何评价，他只字未提，也没有向柴可夫斯基表示他本人怎样看待这部新交响曲，柴可夫斯基其他的莫斯科同行对这部交响曲也没有表态。这使作曲家非常失望。他给梅克夫人写信说：“我非常着急，感到很惊讶和委屈，我的所有的莫斯科同行们居然都对此表示沉默。我原以为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如果不能为我的新作而感动，至少也会表示一点关心。”

　　同年11月，在彼得堡，由纳甫拉夫尼克指挥演奏了《第四交响曲》。这次演出获得了成功，每个乐章演奏完之后，观众都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指挥连连向观众鞠躬致谢。弟弟莫杰斯特在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说：“如果说，交响曲这类作品的演出能造成狂热，那就数你的交响曲了。”

　　随着《第四交响曲》的完成和成功，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他的音乐作品表现了深刻鲜明的社会思想，体现普通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去争取幸福这一思想。幸福被“命运”不断的破坏，而人们争取幸福的努力是永不停息的。作曲家用深刻鲜明的音乐形象表现内心的感受和体验。柴可夫斯基第一次创造了抒情交响乐，把世界交响乐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5.宁静的日子

　　柴可夫斯基身居异国他乡，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里过着平稳得近乎单调的日子。每天在同样的时间总是做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他却得到了绝对安静的创作机会。在国外休养的几个月以来，他完成了两部心爱的大作品，觉得自己前进了一大步。他感到光阴没有虚度，内心很充实，这期间他和梅克夫人的书信也涉及了更广泛深刻的内容。

　　这一天梅克夫人发动了新的“攻势”：“彼得·伊里奇，你究竟经验过爱没有？我想是没有的。你爱音乐太多了，因此来不及爱女人。我知道你的生涯中有过一次爱，但我认为那样的爱是柏拉图式的（虽然老实说，柏拉图从来没有那样爱过！）。这只是一半爱，是想象中的爱，而不是心上的爱，那并不是活生生的感情，人缺乏他这种感情是不能生活的。”

　　对于梅克夫人这样单刀直入的试探，柴可夫斯基坦诚应对。他巧妙地把话锋引上了关于音乐本质的深刻探讨：

　　你问我是否经过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如果问题稍换一个提法：是否体验过完满的爱的幸福，那么回答就是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在我的音乐里找到回答。如果问我是否懂得爱的力量，那么，我可以回答说：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竭力在我的音乐中表现爱的喜悦。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或者应该说，我让别人去判断。你认为音乐不能充分表现爱的感情，我绝对不能同意你的这种意见。恰恰相反，只有音乐才具备这种力量。你说需要用语言。不是的，仅仅用语言是不够的。而当语言没有力量的时候，更雄辩的话语（音乐）就发挥出它的无比威力。音乐有独具的功能去表现爱。虽然诗人也有自己表现爱的方式，语言在诗的形式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话语，它们已经变成了音乐，最好的例证就是：当你细心的把诗当做说话而不当作音乐来诵读时，那些诗句就几乎没有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意义，还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不仅在文字上，而是纯粹音乐上的。我很高兴你把器乐评价得这样高。你说歌词常常伤害了音乐，常常把音乐从不可量度的高度硬扯下来，这是绝对正确的。我也常常深切地感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我作器乐曲比作声乐曲效果更好的原因吧。

　　这些精深的谈话加深了梅克夫人对她心目中的乐圣的崇拜，也让她得以探知他的挚友的至诚的内心。

　　1877年底，柴可夫斯基在弟弟的陪同下从瑞士又去了意大利。他们到过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他在意大利休养时，接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发来的公函，派他作为俄国音乐代表去出席巴黎博览会，让他在巴黎居住和工作8个月，给他1600法郎月薪。这份工作是尼·鲁宾斯坦为他争取到的。柴可夫斯基写信给尼·鲁宾斯坦以身体不好，不能胜任为理由拒绝了这个工作。当时他的健康刚刚恢复，神经还很脆弱，经受不住外界的刺激。他一想到出席音乐会，要会见许多音乐家，还要去赴宴，他就感到很不安。若被这一系列的社交活动缠住，他将没有时间进行创作，而作曲却是他用来治疗疾病的手段。他觉得到国外来对自己说来最重要的就是安静和自由。从现在起他决心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给莫斯科朋友的信中柴可夫斯基说：“我的全部天性，我的每一根纤维、每一个细胞都抗议我去就任这个代表职务。”

　　同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他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有你和我的弟弟们才真正了解我。我的莫斯科朋友们因为我拒绝到巴黎的会上去做音乐代表，也在指责我。他们不了解，像李斯特、维瓦尔迪这些人的显赫名声是可以压倒我的。在这些名人面前，任何一个到巴黎去的外国音乐家都不会注意我。我在这些巨星中间，只不过是乳臭未干的小儿。我的朋友，人家都说我谦虚，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谦虚只不过是一种深深隐藏着的傲气。在现时所有的音乐家当中，没有一个我是自愿在他面前低头的。然而天赋我这许多骄傲，却没有给我出售这些货物的本领。我简直害怕得有点不正常，也许这是因为过于骄傲的缘故。我不知道怎样主动地去扩大自己的声誉和名望，我宁愿等它自行到来。”“惟一对我好的是布罗夫，不幸的是他的病体使他实际上离开了艺术界，现在已经不能再做什么。尽管如此，靠了他，我还是在英美两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出名。”

　　尼·鲁宾斯坦对柴可夫斯基拒绝去巴黎感到非常生气。他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充满指责怪罪的信，说他贪图安逸，逃避工作，说他夸大自己的病情。尼·鲁宾斯坦还去找了梅克夫人，认为她惯坏了柴可夫斯基，让她停止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尼·鲁宾斯坦的信大大伤害了柴可夫斯基。他写信对尼·鲁宾斯坦的蛮横态度提出抗议，申明了自己不能去当代表的理由。强调自己缺乏指挥天才，在国际音乐会上，需要亲自指挥演奏自己的作品，也要指挥演奏别人的作品，这都不是他目前力所能及的。如果演出不成功，会有损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和整个国家的名誉，也违背了尼·鲁宾斯坦推荐他去当代表的初衷。柴可夫斯基在信中也对尼·鲁宾斯坦就梅克夫人和他的关系问题做了必要的澄清。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仁慈、细心、慷慨和能忍耐。不仅我的生命是靠了她，我能继续工作也是靠了她。能够继续工作，这对我说来是比生命更重要的……对于我，她是上帝的化身……我和她的关系是不必妒忌的，我只是享用了她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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