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3)

三

　　第二章　溢满乐音的青春

　　1.在莫斯科音乐学院

　　1866年1月，刚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柴可夫斯基接到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创立者、优秀的钢琴家、指挥家尼古拉·格利高列耶维奇·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之弟）的邀请，到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

　　他到莫斯科的第五天，《莫斯科新闻报》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理论班，1月14日开始，每星期二五上午8点在莫霍瓦街的瓦耶依柯娃住宅上课，学费每月3卢布，特此向欲学者通告。”这里就是尼·鲁宾斯坦的寓所。远见卓识的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早就知道柴可夫斯基是音乐界不可多得的新秀，他对这位年轻的教授关怀备至，让他住进自己的住宅，送给他衬衣，还为他订做了新的礼服大衣。柴可夫斯基当时的生活自然是不宽裕的，父亲已经退休在家，家里还有一对弟弟需要父亲抚养，父亲能提供给柴可夫斯基的生活费是很有限的。他初到莫斯科时过着最简朴的生活。

　　他的这间仅有一张床和一张写字桌的小屋与尼·鲁宾斯坦的居室只隔一层薄薄的墙板。在这间小屋里他时常工作到深夜。他知道，跨入音乐殿堂的门槛以后他的全身心已经属于音乐。强烈的创作欲望催促着他要不停地劳作。也只有不知疲倦的工作才能帮助他驱赶时常袭上心头的难以言状的孤寂感。毕竟这里的一切对他说来都是陌生的，他举目无亲，一切都要靠自己。凝结在他笔端的有离愁和忧郁，也有对崭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成功的渴望。

　　1866年秋，莫斯科音乐学院正式开学。在开学庆典的午宴上，柴可夫斯基发了言，并在音乐会上第一个演奏。他站起身说：“让我们不朽的格林卡的乐曲首先响彻大厅吧！”他随即坐到了钢琴前开始弹奏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他的典雅的风度、微颤的话音和充满激情的演奏给在场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轻教授的日子很不轻松。柴可夫斯基每周要上26小时的课。初上讲台，他很怕羞，被十几双眼睛盯着，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是他所讲的音乐理论、和声规则使他很快镇定下来。他的讲解明了易懂，加上他对学生异常的温和和耐心，学生们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有音乐天才的学生更是精心栽培，给予他们个别的指导和帮助。柴可夫斯基培养的学生有的后来成为有名的音乐家，如钢琴家阿·依·吉洛齐、大提琴家阿·阿·布拉杜柯夫，而斯·伊·塔涅耶夫是柴可夫斯基最喜爱的学生，后来他成为优秀的作曲家、理论家和教授，并且是柴可夫斯基终生的好友。

　　为了辅助教学，柴可夫斯基编写了教科书，他写的《和声学教程》一书有很大的使用价值。他还翻译了一些德国音乐论著。他认为像德国的伟大作曲家舒曼所写的《青年音乐家手册》这样的著作是音乐学院学生值得学习的书籍。

　　然而教学工作并不是他的意愿和兴趣的真正所在。他最渴望的仍然是作曲。由于大部分时间他要给学生上课，只好用晚上的时间搞创作。

　　柴可夫斯基从来到莫斯科的最初几天就成为莫斯科艺术家小组的常客。这个小组是由尼·鲁宾斯坦和剧作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符·费·奥多耶夫斯基共同组创的。莫斯科的作家、莫斯科小剧院的艺术家们都把艺术家小组当作活动中心。艺术家小组举行的聚会精彩丰富、生动活泼。文学家们在小组里朗读了自己的新作，出席者对这些作品展开热烈讨论。他们弹琴唱歌，谈话玩牌，开化装舞会。这个上层社会的社交场所吸引着柴可夫斯基。他的出现引起了那里的人们的注意。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温良的性格很讨大家欢喜。他常在艺术家小组里弹琴唱歌，由于他悦耳的歌喉，大家给他起绰号“黄莺”。

　　小“黄莺”也穿上化装晚会的服装和朋友们尽情歌舞，玩多米诺骨牌。有时大家一起去参加群众游园会，在库兹涅佐夫桥桥头漫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花园洋溢着艺术家们的欢笑和激情。在莫斯科流传着丰富的民歌。柴可夫斯基的听觉好得惊人，他可以准确记下这些街头传唱的民歌。有一次，在莫斯科郊外的瓦罗布耶维山上野餐时，他记下了农民传唱的歌曲《我可爱的小辫子》，后来他把这个歌曲的旋律用在他的歌剧《市长》中。那一时期他还记录过许多民歌。淳厚质朴的俄罗斯民间音乐深深溶注进青年作曲家的脑际。

　　这一时期柴可夫斯基的注意力也投向了音乐评论界。他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有独特观点的评论文章。他在自己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格林卡创作的伟大意义，号召音乐家们继承格林卡开创的发展俄罗斯民族音乐的伟大事业。他对那些阻碍俄国艺术发展的东西给予无情的批判。当意大利歌剧在贵族的簇拥下占据着俄国舞台，而俄国自己的歌剧被挤得毫无立足之地时，他大声疾呼：“作为一个俄国音乐工作者，当我在听着帕蒂夫人的颤音时，我能够片刻忘记我们祖国的艺术界在莫斯科是处在多么屈辱的境地么？既没有演出场所又没有演出时间。”

　　他热情支持和鼓励新出现的年轻作曲家。1866年初，在莫斯科俄罗斯音乐协会所举办的一次音乐会上演出了彼得堡青年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塞尔维亚幻想曲》。人们不了解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对他的曲子反应冷漠，音乐界对他的作品的批评也过于苛刻。几天以后，在莫斯科《现代纪事报》上，柴可夫斯基发表了为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辩护的文章，他写道：

　　“我们难以设想，这几句糟糕而不怀好意的话语真是莫斯科舆论界对青年天才音乐家的作品所说的惟一话语，而一切热爱我们艺术的人对这位音乐家是寄予如此厚望的……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还是一位青年，他有着宽广的前途。毫无疑问，这位出色的天才人物定将使我们艺术界大大增光。”

　　柴可夫斯基逐渐习惯了莫斯科的生活。他和尼·德·卡什金、科·克·阿里布列赫特、佛·格·拉乌勃等音乐学院的同行们都已搞熟，1867年来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的拉罗什已成为他的密友，后来他经常为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发表观点鲜明的评论文章。还有乐谱出版人彼·伊·尤尔根松也是他终生的朋友。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几乎全部是他出版的。柴可夫斯基的刻苦勤奋使院长尼·鲁宾斯坦感到惊讶，他更加相信自己没有看错，把才华横溢的柴可夫斯基安排在他所创建的音乐学院绝对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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