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28)

二八

　　客人告别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送他一程。他们便一同出来，边走边继续谈论巴赫梅捷夫的计划。越谈越入迷，不知不觉在丰坦卡沿岸大街上来回逛了一整夜。

　　巴赫梅捷夫这个不寻常的人物，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印象：此人生活中的某些特点，为后来塑造小说《怎么办》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这个形象提供了素材。

　　巴赫梅捷夫果真言行一致。到了伦敦同赫尔岑会见，把20000万法郎捐赠给《钟声》报作为宣传之用。至于他到马贵斯群岛的情况如何，是否实现了建立公社的计划——这就不得而知了。

　　3.尼古拉三杰

　　就在编辑部人手最紧张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前来加盟，给《现代人》凭空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杜勃罗留波夫是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当他还在学习期间，思想上已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学生中间建立了秘密小组，学习、宣传革命思想。1856年，他把一篇论文投寄《现代人》杂志，希望能够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仔细阅读了来稿，觉得很有见地，当即约来编辑部面谈。两位年龄相差8岁的年轻人，一夕畅谈之后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信念、以及精神气质非常一致，好似乃兄乃弟一般。这一次长谈，奠定了他们日后亲密的战斗友谊。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位21岁的大学生思想早熟、知识广博、目光深邃，对各种问题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投来的论文是他的处女作，但已经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才华。当时他就非常赞赏杜勃罗留波夫的才能，手边的确也急需人才；但出于对朋友的爱护，还是劝阻这位小弟弟暂时不要离开学校，最好等到毕业后再出来工作。

　　等到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参加了《现代人》编辑部。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评论和书刊介绍栏交给他去负责，他本人脱开身来，全力去抓更为重要的栏目——即政治、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栏目，以及研究更为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

　　这样一来，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加上新来的杜勃罗留波夫，三人分工合作组成了编辑部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共同支撑起这份杂志。这辆三套马车合作得很协调。涅克拉索夫善于用人，三人共同拟订每期的计划，他自己不很在行的问题，给助手们充分的自由去处理。说来也巧，三个人的名字都叫做尼古拉；于是人们称他们为“尼古拉三杰”，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自从担任杂志的领导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考虑好一个改革《现代人》的计划。现在充实了力量，有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他决心将计划付诸实施。

　　他计划彻底扫除旧习气，摆脱盲目仿效西欧的作法。调整杂志的内容，大力充实学术栏。精选优秀的原著，取代译作和编译的文章。压缩

　　“综合栏”的篇幅，为学术栏目让路。取消“时尚”栏，诸如巴黎的戏剧、外国的趣闻逸事、浅薄庸俗的小品之类，没有必要占据版面。小说评论的分量应该降到第二位；多评论内容严肃而实际的书籍。同时多发表一些密切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命运的文章。这个改革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现代人》办成一份反对沙皇农奴制、变革现实的有力武器。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逐渐成为公认的《现代人》杂志思想上的领导者。接着又有米哈伊洛夫、谢拉科夫斯基两位志同道合的新人参加进编辑部工作。从1857年起，还不满23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开始主持评论和书刊介绍栏；米哈伊洛夫分管诗歌，谢拉科夫斯基编写国外消息。

　　涅克拉索夫的住宅，当时被称为“文学客店”。它共有四个房间，来访者熙熙攘攘络绎不断：有熟人和朋友，还有与《现代人》相关的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经常在涅克拉索夫住所工作，三人便于随时磋商。即使有客人来访，工作也不因此稍有停顿。

　　晚上，《现代人》的一些同仁常聚集在涅克拉索夫的书房里交谈。在这种时刻，涅克拉索夫总是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叫来一块儿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碰到熟人便活跃起来，谈得非常生动有趣。

　　每星期在涅克拉索夫住所都要举行一次编辑部午餐会。为《现代人》撰稿的作家都应邀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般不愿意出席这种集会，涅克拉索夫一定要请他参加。因为他善于和监督他们杂志的检查官周旋。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回忆道：

　　“自然，倒霉的检查官不知不觉地在这里扮演着可怜的角色。一般说来，只有我能用愉快的谈话使他不感到那么孤独——我参加午餐会就是为了要起这么个作用。”

　　现在可说是《现代人》的鼎盛时期，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在尼古拉三杰的领导下，所有同仁齐心努力，使《现代人》成了当时最富有战斗性、在读者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文学杂志。

　　涅克拉索夫重用改革派年轻人、杂志彻底转向革命立场，不可避免地要触怒贵族自由派作家群。他们指责涅克拉索夫偏爱“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这是他们对杜勃罗留波夫的蔑称），又嫌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太死心眼。但涅克拉索夫没有让步，他的心完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奇怪的是，贵族自由派作家尽管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巨大力量。大家公认，在《现代人》的编辑和撰稿人中间，屠格涅夫公认最为博学多识。而屠格涅夫曾亲口对涅克拉索夫说：

　　“我很奇怪，刚离开校园的杜勃罗留波夫，怎么会对优秀的外国作品了解得这么扎实透彻！记性也很了不得！”

　　涅克拉索夫回答道：

　　“我已对你说过，他的脑子非常好！指导他的智力发展和教育他的，准是最杰出的教授！老兄，这是天生的俄国才子……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它表明俄国人智慧的力量，尽管社会的生活条件是那样不利。再经过10年的文学实践，他们在俄国文坛上将会起到与别林斯基相同的作用。”

　　然而无须等待10年，在很短的时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就在俄国文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对这一时代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国内阶级矛盾达到白热化。封建农奴制度摇摇欲坠，帝国已如大厦之将倾覆。克里米亚战败后，全国上下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农民问题成了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新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承认，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革命，倒不如主动采取措施，由上面下令来解放农民。

　　1857年初，沙皇指令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着手起草农奴制改革方案。

　　围绕农奴制改革的办法，社会上的舆论不外乎两种态度。革命民主主义派代表广大农奴的要求，竭力主张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农奴制，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与此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和农奴主。他们希望保存沙皇专制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自上而下实行有限的改革。其代表人物卡维林说得很直白：

　　“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可以使俄国保持500年的稳定。”

　　两派力量针锋相对，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思想领袖，历史性地落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通过《现代人》杂志传遍了全俄国，教育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随着名气的增大，他家里来访者络绎不绝，经常高朋满座。每逢星期四约定俗成有一次大型聚会。这种时刻，他的客厅里可以见到各种职业和地位的人物：文学家、教授、军职人员、大学生和普通群众；自然而然这里形成了一个国内进步思想的交流中心。

　　他的妻子奥莉佳是个贤内助。她热情帮助丈夫接待宾客，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每次聚会丈夫和友人密谈时，她就领着大家在一边唱歌、跳舞、说笑逗趣，好像在开家庭游艺晚会似的。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俄国出现了许多分散的革命小组织。其中很多都与他的这个“中心”有联系。最大的一个秘密革命小组名叫“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该小组的领导人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他的学生和战友。

　　1862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倡导下，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象棋俱乐部”，成员达到100余人。名义上是消遣娱乐，切搓棋艺，实际上又是一个秘密活动集中点，成了“土地与自由社”的外围组织。

　　这段时间，在国外也形成了一个俄国革命中心，与国内的革命力量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为首的是老一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流亡伦敦的著名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他们在伦敦建立了一家“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5年开始出版一种不定期丛刊《北极星》。丛刊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精神，刊登国内被禁的作品。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