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23)

二三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第七章　成家立业两手忙

　　1.奇特的求婚

　　1853年1月26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应邀参加一位远房亲戚的命名日晚会。在晚会上，出现了一位他不认识的年轻姑娘。她活泼、爽朗、落落大方；有一种独特的、与众不同的风采。

　　别人告诉他，姑娘名叫奥莉佳·索克拉托芙娜·瓦西里耶娃。一听到这个名字，他马上就有印象。

　　记得一位熟人给他讲过，这女孩思想进步，在某次娱乐晚会上，她曾经大胆地高高举起酒杯，欢呼“为民主而干杯”。从此人们就称呼她是个“民主主义者”。哎呀，仅此一点就足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倾倒。现在他终于亲眼见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19岁的姑娘了。他觉得仿佛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是否有点轻率和唐突呢？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谨慎又大胆，冷静又热情的青年。他决不会像那些纨绔子弟，随意玩弄美好的感情。此前他倒是尝过一点恋爱的滋味。大学时曾经爱慕过同学的妻子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在同亚历山德娜的交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感情。回萨拉托夫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学生科贝林的姐姐产生过好感。他自己觉得老是惦记着她，有一次甚至想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回避了，也许她心中明白，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父亲在城里颇有地位，是不会愿意同一个中学教师结亲的。

　　然而，这一切和他认识奥莉佳后所产生的强烈爱情相比，以往曾经闪现过的情愫，便不值一提了。

　　他起初半开玩笑地，接着便越来越热烈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他坦率而又大胆地对她说：

　　“我对您充满热爱，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您身上的确存在着我设想您具有的那些品质。”

　　在欢乐而喧闹的舞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每个机会，越来越殷切地要她相信，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稍后，在同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他对她说：

　　“您不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吗？那就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吧。请您要求我作这样的证明。”

　　后来奥莉佳回忆说，他那天晚上的举止使她深感惊异。第一次见面就求爱，使她觉得有点过于鲁莽，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也许，最好还是用开玩笑把它岔开。

　　但用开玩笑把它岔开已无济于事了。有的人是不可用爱与之开玩笑的……

　　第一次见面后，他们逐渐了解加深。

　　她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医生索克拉托夫·叶夫根耶维奇的女儿。母亲不大喜欢她，哥哥对她也不好，目前她深为家里的处境所苦恼。于是，他便更加同情她，并产生了想与她结合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婚恋的态度很有特色。他自己说：“往往由处境的可悲和艰难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洛博多夫斯基和亚历山德娜，这是我真心喜爱的两个人。引起这种喜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不幸境遇，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

　　不管如何，第一次的爱情成了他终生保持的、惟一的爱情。这种感情后来经受了许多考验，始终没有动摇或者衰败。

　　为了帮助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他决心尽快与她结婚。2月19日，他向奥莉佳正式求婚。

　　这次求婚非常奇特，除了一般的表白爱情，谈婚论嫁，海誓山盟，另有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过分沉重而又过分严肃的谈话。

　　他直率地对奥莉佳说：

　　“您可以笑话我，恕我直说。您想出嫁，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关系很紧张。”

　　“不错，这是事实。当我还年轻时，是欢乐的；但现在，我发现家人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说我有时表现得高兴，那多半是强装的。”

　　他看到奥莉佳同他坦率相待，便继续说道：

　　“请您听完我发自内心的话。我在萨拉托夫这里没法生活……在这里前程渺茫。我得去彼得堡。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在这里自力更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家庭生活。不错，妈妈非常爱我，她会更爱我的妻子。但我们家里的规矩不是我所能生活下去的。所以说，我应该到彼得堡去。到达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要大量地工作。”其实，不只是这些困难；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另有一件心事。他说：

　　“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跟我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我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可能要随时等待宪兵的到来，等待他们把我弄到彼得堡，把我投入监狱。天知道，我会在监牢呆多长时间。我在这里干的这种事，是要罚苦役的——我在课堂上就发表这类谈话。”

　　“这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变得淡漠些，不过也未必。”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改变吗？”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我生性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朝一日会淡漠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种倾向还只是在加强，变得更为明显，越来越成为我的习惯。总之，我随时等着宪兵的到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时等待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声一样。再说，我们国家即将发生暴动，一旦发生，我必定参加。”

　　她几乎笑了起来——她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个发生法？”

　　“这个问题您很少考虑，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呢？”

　　“根本没考虑过。”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人民对政府，对苛捐杂税，对官僚和地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只要有一点儿火星，就能把这一切烧着。受过教育而又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正在增加。这样，火星已准备好了。不能确定的是什么时候燃烧起来罢了。也许再过10年，也许会快一些。一旦燃烧起来，尽管我胆小，我将无法袖手旁观，我必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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