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15)

一五

　　3.不迷信权威

　　国际风云突变。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大陆，车尔尼雪夫斯基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对政治的兴趣越发浓厚了。

　　这年，法国巴黎连续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六月革命。广大群众高唱《马赛曲》走上街头，喊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口号。

　　同年德国也爆发了柏林三月起义，并取得成功。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被迫改组政府，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

　　奥地利、匈牙利也掀起革命风暴。

　　但是，不久欧洲大革命相继失败了。

　　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法国的形势发生了令革命者沮丧的转折。

　　在德国，参加国民议会的民主党领袖罗伯特·布鲁姆，被奥地利军队在维也纳杀害。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公然充当国际宪兵角色，派遣军队进犯匈牙利，残酷镇压了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加强了对国内民主思想的控制和镇压。

　　彼得堡的大学里，一片肃杀之气。大学生们对政治的兴趣明显下降了。

　　有一个常来大学听讲座的海军军官，以前经常引导学生讨论政治问题；现在这类谈话很少听到。军官觉察出青年人的情绪起了变化，就很少到学校来，最后干脆销声匿迹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很遗憾，因为他打算和这人认真交个朋友，接近他。

　　正直、热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初衷不改，对政治越来越敏感，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以激动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动荡的欧洲。

　　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自己对大革命期间的事件、思想、人物的态度，爱憎是那么分明，反差是那么巨大。好像涉及到的都是他休戚相关的人和事。有的使他崇拜景仰；有的使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有的使他轻蔑和憎恨。

　　1848年9月日的日记中有：

　　“嘿，先生们，先生们，你们以为问题在于徒有共和国这个虚名，而权力却掌握在你们手里。——问题在于要使下层阶级不仅在法律面前，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能摆脱其奴隶地位……在于使他们丰衣足食、男婚女嫁、养儿育女、供养父母、受到教育。男人不变成行尸走肉或坏蛋，女人不致出卖肉体。否则就是胡说八道！……”

　　他对镇压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人民运动的刽子手，在日记中予以愤怒的谴责。他写道：

　　“普鲁士政府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奥地利政府也是一伙卑鄙的家伙。对于他们，这种称呼还嫌不够，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来表达我对屠杀布鲁姆的刽子手们的极端厌恶。”

　　这时，自我牺牲的想法，突然十分尖锐地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面前。他在日记中有如下的独白：

　　“其实，假如我坚信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并将取得胜利，那么为了我的信念的胜利，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富裕的胜利，为了消灭贫困和罪恶，我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假如我相信这一切将得胜，我就不会因看不到胜利的日子和平等博爱主宰人间而感到惋惜；只要我坚信这一切，我就会含笑而不是流着眼泪地死去。”

　　直抒胸怀，激扬文字；何等激昂慷慨，又何等大义秉然！

　　谁能想象这个腼腆的书呆子，政治视野竟如此之开阔，革命情怀竟如此之博大！他的心，早已飞越出了大学的校园。

　　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后的整个人生历程证明，他年轻时为革命而牺牲的想法，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流露。因为他确实坚信，“为了理智的目标而忘我的人，总会为这些目标而去牺牲自己的。”

　　过了许多年，他在小说《怎么办？》中，全面发展了这一主题思想。然而，还在年轻时，他就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自己言行协调一致，如何使自己行为始终如一，如何使观点和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

　　同哈内科夫交往，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起了良好的作用。他认为这位新朋友是一个聪明、精通哲学问题的交谈者。从他的谈话和借给的书本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正了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还有康德的“实证主义”、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费尔巴哈。从那时起，车尔尼雪夫斯基便认真地研究各学派的著作。不是选读片断（如他以前接触黑格尔著作时那样），而是精读原著。

　　哈内科夫对德国哲学不感兴趣。觉得它太抽象、太难懂，语言繁琐空洞，实在令人生厌。吸引他的是生活，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就精神素质而言，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时还没有摆脱黑格尔使他产生的景仰心理。他当时以为，黑格尔宣布的真理将普照一切，并使他内心有一种泰然的感觉。

　　他1848年10月在日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几乎完全属于黑格尔，当然，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同意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我在决定一件大事。即对于小我的一件大事。而我预感到，我将迷恋上黑格尔……”

　　奇怪的是，当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深入了解黑格尔的哲学之后，没有别人的指点，就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本身的两面性。发现它在原则和结论之间、方法和内容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矛盾。只有完全成熟的思想家，才能做到这一点；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作到了。

　　1849年1月底，哈内科夫把一本《哲学原理》交给车尔尼雪夫斯基，请他翻译其中的某些段落。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仔细阅读这本书时，他立刻发觉其哲学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即结论的反动性、狭隘性和中庸之道。

　　40年过后，回忆起年轻时研究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

　　“在原著里，黑格尔更像17世纪的哲学家，甚至更像经院哲学家，而不像人们用俄文介绍他的哲学体系时的他。”

　　这位青年当时已看出，黑格尔的思想“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是现实情况和现存社会制度的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前驱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在使俄国的哲学思想摆脱“黑格尔学说”的束缚这一事业上，各自起过促进作用。赫尔岑不无自豪地写道：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俄罗斯精神终将彻底改造黑格尔学说，尽管我们受过各种哲学思想的熏陶。富有活力的气质必将取胜。”

　　1855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以同样自豪的心情谈到，在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模棱两可和无所作为的说教之后，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的权威，发展了彻底的观点。

　　他写道：“在我们祖国的精神生活中，现在第一次产生了能和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想家并驾齐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当他们的学生的人。以往，我们每个人在欧洲的作家中，都有一个乃至几个崇拜的绝对权威——有的人从法国文学界里找到，有的人从德国文学界里找到这样的权威。自从我们精神运动的代表，独立地批评了黑格尔的体系以来，我们的运动已不再受任何权威支配了。”

　　举出这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其洞察力多么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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