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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184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回家过暑假,他留在彼得堡。整个暑假他是在阅读《死魂灵》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度过的。

  其实,很难把这简单地叫作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细心琢磨作品中的每一句话,抓住每一个细节久久不放,研究每一个场面。最后,他着手抄录莱蒙托夫的这部小说。他只能在夜里,当捷尔辛斯基夫妇躺下睡觉时抄写。有时也当着他们的面抄。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装着抄写编年史的词条。他不想让他们看到,他是多么醉心于莱蒙托夫的作品。在这样的时刻,他要同《当代英雄》的主人公毕巧林,单独呆在一起。

  果戈理和莱蒙托夫,就像活着的人一样,联袂进入了他的生活。他经常独自遐想,要是真能同他们会见,将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脑际萦绕的,尽是这些他喜爱的书。阅读了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那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在周围生活中随处都能印证。他越来越相信,“对认识和评定一个人来说,小说确实非常重要”。他想,如果不读果戈理的作品,捷尔辛斯基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他爱把日常接触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联系起来思考。否则,车尔尼雪夫斯基日后也就不会成为伟大的评论家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才能,正是从研究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作品开始的。他从作品中解析出主题思想,斟酌作品的各个部分与全书的关系,分析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研究每一个细节。总之,他在学习评论艺术,他以极大的热情拜读名家的作品。

  这位年仅20岁的青年,天赋的评论才华已初露端倪。在他的大量读书笔记中,不仅细致地分析了《死魂灵》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抓住了最难捉摸的富有诗意的细节,而且已能通观这部史诗复杂的结构艺术。

  笔记中也流露出政论家的热忱。他把文学看作能对社会生活施加影响的力量。

  他在札记中写道:

  “我觉得,我也许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向精神领域,也就是向道德和实践领域,沿着一条较新的道路,将人类社会向前推进的人。我觉得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作品,完全是独创的。他们的作品,也许是欧洲文学近年来登峰造极的。正是这两位作家向我证明了……是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成熟程度,决定着一个诗人对人类所具有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还不具有世界和全人类的作用,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不会拥有全人类的作家……总之,莱蒙托夫和果戈理证明,俄国已到了在精神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就像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前所做过的那样。”

  这一观点,和别林斯基的看法何其相似乃尔。

  第四章 超越自我大飞跃

  1.我是革命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学习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学校开学,没有使他产生什么特别印象。还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头乱发的雷特金;温和谦虚的斯拉温斯基;结巴的奥尔洛夫;愚蠢到令人吃惊的扎列曼;马虎粗野的格拉西姆·波克罗夫斯基……

  还是那些教授。学究习气十足的弗赖塔格;70高龄、老态龙钟的格列费;自鸣得意、喜好卖弄的库托尔加;为人厚道的普列特尼奥夫,总是拄着那根普希金赠送的黑手杖。还有口若悬河的尼基坚科,他好作手势。说到“优雅”这个词时,喜欢高举右手,让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圆圈。他不停地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可惜是一些过时的论点;还有关于真、善、美的老生常谈。

  尼基坚科还算是个优秀教授。除了他和斯列兹涅夫斯基,其余的人讲课,车尔尼雪夫斯基压根儿不愿听。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图书馆里,翻阅埃尔什和格鲁伯主编的《百科辞典》,偶然看到关于雅各宾党人雅克·勒奈·阿贝尔的词条。完全是以谴责的口吻写成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阿贝尔——卑鄙的蛊惑者,借助革命的严酷日子获得幸福。宗教的死敌,一伙权欲熏心的狂徒的不讲道义的首领。”

  说也奇怪,这些贬抑之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起作用。他觉得自己真要成为《红色共和国》的追随者了。他不由讶然自问:

  “我是不是成了革命党人?”

  他在彼得堡仅生活了两年,但思想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他研究历史人物。对17世纪英国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和法国国民公会那些伟大的活动家深感兴趣。当代人物中使他倾心的,有法国革命家巴尔贝斯,巴黎郊区的工人阿尔贝。

  1848年7月,发生了平民蒲鲁东和梯也尔在议会中的那场著名的论战。彼得堡大学内的反应各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全力维护蒲鲁东的观点。而教通史课的库托尔加教授,在学生面前破口大骂蒲鲁东。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地同情革新者。因此,对库托尔加教授的高论大为反感。他甚至想写一封信维护蒲鲁东的观点,偷偷将它塞到教授的桌子里。不过,这封信一直留在他口袋里,没有拿出去。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熟了,认识到蒲鲁东理论体系之缺陷,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现在已不是1793年那样斩尽杀绝的年代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政治反对派的信念应该得到尊重。不能认为发表新思想就是大逆不道,而送上断头台。

  他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社会主义者不是想消灭所有制和家庭,而是希望这些现在只属于少数人的福利,能扩大为全体人民所享受!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思,早已飞越出校园;但他还得耐着性子照常听课、作笔记、交作业等等,直至细枝末节。实际上,他与希腊、拉丁语教授弗赖塔格和格列费的关系,已紧张到要争吵的地步。在开学前约两周,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定主意索性不去听他们的课,或者在课堂上干别的事,比如写日记或给家里写信。

  他对督学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也很反感。此人依仗权势,随时找学生的岔子。时而说他没有带佩剑,制服上的纽扣没扣好;时而说他头发太长,应该去理发店。车尔尼雪夫斯基干脆连课间休息也呆在教室里——不想在走廊碰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两教授已发现这个学生故意不听课,有一天不满终于爆发,演变成一场争吵。督学穆辛·普什金立刻来干预,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训斥一顿。自尊心很强的这位青年,忍受不了督学的做法。很长时间他都想报复,用某种手段羞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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