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7)

七

　　如此庄重的探索精神，似乎和他18岁的年龄有些不相称。

　　过了些日子，他和一位旁听生成了好朋友。这就是后来成了著名诗人和革命家的米哈伊尔·拉里奥诺维奇·米哈伊洛夫。

　　在一次课堂上，米哈伊洛夫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个眼睛近视、穿灰制服的学生。

　　“您大概是留级生吧？”米哈伊洛夫问道。

　　“不，您也许是根据我这身衣服作出的判断吧？”

　　“是的。”

　　“这身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我从市场买的旧货。”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说来也奇，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孤僻、拘谨，感情不外露。米哈伊洛夫则易于激动，情绪多变。两人的差别也表现在行动上。一个笨手笨脚；另一个举止非常自然、优雅，善于表达感情。可是他们有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都憎恨那些压迫人民的家伙。所以他们认识不久，就亲近起来。

　　米哈伊洛夫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只因全部心思放在文学上，考前准备得很差，入学考试不合格，只好在大学里当个旁听生。

　　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博学多才，熟知世界文学，别人都称他为“活书目”。除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东方的诗人之外，他还熟悉所有著名的英国、德国和法国作家。最近他还在《画报》上发表了自己创作的和翻译的诗、文。而且，他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较早摆脱宗教偏见的影响。在教会中学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习惯于帮助别人。现在呢，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值得他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其影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视野大为开阔。可以说，第一个促使他走上向前发展之途的就是米哈伊洛夫。

　　米哈伊洛夫的祖父，原是辛比尔斯克和奥伦堡地方一个女地主的农奴。米哈伊洛夫幼小时，常听到家人讲他祖父的身世。地主婆死后，他的祖父获得了自由。但解放证书没有及时办妥，地主的继承人以此为借口，重新使他沦为农奴。他的祖父心中不服，据理提出抗议。人家便把他投入大牢，整得死去活来。米哈伊洛夫的父亲，临终前给儿子留下遗言。希望他“牢记祖父的身世，永远不当地主老爷，永远保护农民”。

　　他的革命信念，可能就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形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他将成为一位杰出的人物。

　　3.彼得堡大学

　　语文系里，一年级学生比较少。在这不多的学生当中，有10来个来自教会中学。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非贵族出身的青年，涌进了高等学府。这使贵族子弟感到不那么舒坦。到了40年代，各大学里已挤满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他们出身于下层职员和市民家庭。后来，欧洲各国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沙皇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防范措施，想方设法阻止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大学。车尔尼雪夫斯基恰好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来到彼得堡大学的。

　　1848年，国民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发布了一个秘密通令，强调：

　　“现今人们想受教育的期望，越来越迫切。在此情况下应予关注，不要使这种过分的期求，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国民的阶级结构，不要让它诱使青年人狂热地追求奢侈的知识。”

　　过了一年，大学招收新生的人数降到了最低点。1849年，彼得堡大学语文系只招收进了两个学生！

　　日子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到，教授中也有社会出身和他差不多的人。他对这一类教授特别怀有好感。他以尼基坚科、乌斯特里亚洛夫和涅沃林三位教授为例。除俄语之外，他们不会讲其他任何一种外国语言。他们年轻时哪有可能学会讲外语呢？尼基坚科和乌斯特里亚洛夫，原是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农奴，后来被解放了。而涅沃林则是神职人员出身。这些曾经当过农奴的教授，有的人随波逐流，丧失了自由思想和反抗精神，逐渐安于现状，反而帮助沙皇政府实现它的意图。

　　他们当然不会像狂热的农奴主穆辛·普什金伯爵那样，死心踏地为专制制度效劳。他们对官方的思想压制，也时有不满；却不敢去直接反抗。总是想方设法躲躲闪闪，其处境是相当可悲的。跟他们学习的平民青年，本能而尖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就是米哈伊洛夫在大学呆了一年多，便退学到下诺夫哥罗德城谋事就业的原因。许多青年很快就意识到，来彼得堡上大学不是为了受到真正的教育，只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萨拉托夫的亲人写信说：

　　“现状就是如此，想多少有点作为，就得上大学，就得在首都做事，没有这两个条件你就会依然故我，一事无成。”

　　到处都笼罩着萧条和肃杀的气氛。正如赫尔岑所说的，兵营和衙门已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政治科学的支柱。警察分局长们占据了大学的教研室。教授们的活动，受到公开或秘密的限制。

　　尼基坚科教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在督学穆辛·普什金主持的校委会特别会议上，宣读了一个“按皇上旨意”写成的部长的命令。命令规定：

　　“民族性……即无限忠于并绝对服从君主制度，而西斯拉夫传统不应引起吾人的任何同情。”据此，教育部长乌瓦罗夫表示，希望教授们讲课时，一定要根据这个大纲和政府命令，来阐述我们的民族性。讲授斯拉夫方言、俄国历史和俄国法律的教授们，更应如此。

　　难怪这所大学的学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语文系学习只好白浪费时间。一切都是墨守陈规、形式主义，废话连篇，咬文嚼字……

　　学生们在私下交谈中，经常讥讽那个“希腊科学文化的巨擘”——教希腊语文的老夫子格列费。此人一日不用错动词就没法过。除了希腊语的词源，什么也不想知道。

　　对于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来说，语文课和俄罗斯文学史课的教学，远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语文课由尼基坚科主讲，文学史由普列特尼奥夫主讲。这两人都是非同一般的文学家，文学史上都留有他们的名字。可是他们的才能，很少显示在教学上。学生还感到惊讶，为什么普列特尼奥夫在文章中，时有很中肯的见解；而在课堂上却废话连篇，催人入睡？尼基坚科则千方百计回避某些“尖锐”问题，只讲作品表层的东西。如果学生请他阐述作品深层面的内涵时，他便巧妙地在暗礁之间迂回，用些含混不清的字眼高谈阔论，借此摆脱困境。

　　对学校这些著名教师的怯懦和不彻底，车尔尼雪夫斯基自有他的评价。他无法尊敬那些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唯命是从的教授先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常生活过得很单调。听课，上图书馆，和同学研讨、辩论、闲谈、按时给家里写信。时间便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过去。

　　他博览群书，书使他和外界隔开了。一旦得到一本想看的书，他便高兴异常；如果弄不到需要的书，他就会闷闷不乐。他不上剧院，害怕看戏耽误学业。对父母则说，他看不惯那些戏。他本想每逢星期天去参加学校的音乐晚会，但改变了主意，因为一个冬天得交三个银卢布。不如把这些钱花在买书上。学校的舞会在他看来实在可笑——女舞伴由男学生装扮。学生会餐也没他的份儿，他滴酒不沾。他有时到同乡、父亲的熟人和朋友处作客，彼得堡有不少萨拉托夫人。有的当了大官，生活得自在而阔气。父母劝他和有用处的人保持来往，他也想顺从父母的意愿，但他那种性格不允许这样做。如果有人生硬地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都会使他感到受辱。倘若仅仅是拜访，谈些无关痛痒的事，这样交朋友还有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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