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30)_虚阁网

三〇

　　弗朗索瓦大惑不解，问是什么礼物。毕加索轻轻地说：

　　“让你会见马尔罗。你要知道，在这里，任何人都不准见他。对他，对别人，都太危险了，他刚从游击队基地偷偷来到这里。”

　　“那我看见他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有。你还不明白吗？每一次革命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人绝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1944年2月，毕加索接到了科克多的电话，说马克斯·耶科在圣伯努瓦被捕，现关在德朗西拘留所，原因是他的犹太人身份暴露了。科克多说他已经起草了一封请愿书，谈到他在法国青年中的威信、他对法国文学的贡献以及他的淡泊之心，他请毕加索带头在上面签名，这样，释放耶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然而，毕加索在这个紧要关头，被以前的过节冲昏了头脑。他说耶科是个恶棍，不值得帮他。科克多不相信这句话出自毕加索之口，但他知道毕加索是不可改变的。他只好将请愿书递给德国大使馆主管赦免缓刑的参赞冯·罗斯。罗斯是个诗歌爱好者，并且很喜欢耶科的作品。他想方设法搞到了一张盖世太保签署的释放令。

　　当科克多和几个朋友匆忙赶到德朗西时，耶科已等不及了，他前一天死于肺炎。毕加索听到耶科的死讯，猛然大放悲声，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也许，毕加索的签名对挽救耶科的生命没有多少意义，但他因一己之私而不顾朋友之谊，的确是“糊涂一时”的失足，这次失足在毕加索的后半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毕加索希望朋友们都来嘲笑和痛斥他，他毅然参加了耶科的追悼会。但他的朋友们都没有那样做，他们默不作声，陷入深深的悲恸之中。末了，毕加索走到科克多身边，他看到科克多的眼神里充溢着哀怨和困惑。毕加索不想作任何解释了，那都是苍白的，不能夺回失去的损失。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

　　第十三章　大师

　　1

　　1944年夏天，巴黎突然陷入慌乱紧张的局面，空袭警报常常吓得行人仓皇逃散，冷枪不断，亦让人人自危。大家都躲在屋里，耐心地等待着，因为这是解放的前兆，黎明前的黑暗。

　　弗朗索瓦的外祖母原谅了她，为了避嫌，她还是住回外祖母家去了。她依旧每天骑自行车来奥古斯丁大街。有一天恰好是雨后，弗朗索瓦的腿上溅了不少的污泥，毕加索笑着说：“这准是一种新潮化妆品。我年轻时，女孩子一个劲地往脸蛋上涂脂抹粉，现在可倒好，时兴往腿上抹泥了。”他们就这样在欢笑中度过了战争的最后、最艰苦的时期。

　　8月24日早晨，外面枪炮声大作，还有坦克开动的声音，轰隆轰隆非常刺耳。毕加索警觉地打开窗户，探出头去一看，“嗖——”一颗子弹从距他几英寸远的地方飞过，嵌进墙里去了。他赶紧问楼下的人是怎么回事。人们告诉他：

　　德国兵在撤退！巴黎解放了！

　　毕加索返身入房，取出一只旧法国军号，上面缀着红、白、蓝三色的绳子。他原来每天都要吹几声的，这也是他的一大爱好。但在德军占领期间，他一吹就会吹来麻烦。憋了好久，趁着群情激奋，他一鼓作气吹了30响。

　　嘹亮的军号声经久不息。

　　巴黎解放，美国兵帮了很大的忙。当他们赶跑德国鬼子拥进巴黎城时，他们的心里都只有两个愿望：一个是登上埃菲尔铁塔，另一个就是瞻仰毕加索的画室。

　　枪炮声刚刚停止，就有人奔向奥古斯丁大街。头一个爬上狭窄楼梯到达毕加索画室门口的，是《风行报》的战地记者李·米勒。毕加索握着她的手，热泪盈眶。

　　解放后的那几周，毕加索的画室里挤满了身穿美国军服的年轻人，摩肩接踵。毕加索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们这些从战场上把命捡回来的小伙子实在太疲劳了，许多人一跨进门，就躺在角落里睡着了，有一天竟有二十多人睡在毕加索画室的地板上。他们主要是大洋彼岸的作家、画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有不少的旅游者。

　　拜访毕加索的美国人中不乏名流，《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的作者海明威即是一个。1937年，海明威来欧洲参加某艺术代表大会曾见过毕加索，那是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服对方的天才和对生命的理解。巴黎一解放，海明威就急切地来到毕加索的寓所。遗憾的是，毕加索正好去看泰勒母女俩了。那幢楼看门的妇女是个厚脸皮，以前毕加索不在家时，拜访者总要留下不少礼品，比如火腿之类的稀有食物，毕加索每次都分给她一些。这回海明威来了，看样子是条“大鱼”，所以，当海明威说想给毕加索写张条时，她不失时机地提出：“先生，您不打算留点儿礼物吗？”海明威一眼看出了妇人的小肚鸡肠。他二话没说，就从吉普车上搬下来一箱手榴弹，放在门房里，还贴上一张纸条：“海明威送给毕加索。”妇女待他走后，好不高兴，偷偷打开箱子一瞧，妈呀！她夺门而逃，再也不敢回来，直到有人把那箱手榴弹弄走。

　　毕加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在抵抗运动的画家、诗人为戴高乐将军敬献相册时，毕加索的风头盖过了那些穿行于枪林弹雨的勇士谋臣，他应邀在相册的第一页作画，因为他已经成为不畏暴力、战胜压迫的象征。

　　2

　　1944年9月，也就是解放后的一个月，罗兰特·潘罗斯从英国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正碰上艾吕雅在那里。他们一起畅叙友情，欢洽异常。艾吕雅附在潘罗斯的耳边低声说：“我向你发布一条重大新闻，一个星期后毕加索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潘罗斯虽然听说毕加索在政治上相当活跃，但还是不相信他会加入党派。他对艾吕雅说：“你开这样的玩笑，毕加索会不高兴的。”毕加索在一旁马上接了过去：“这不是开玩笑。”

　　“你认真考虑了这个问题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严肃。我非常思念我的故乡，我总是在他乡流浪，然而，现在，我再也不是了。在西班牙欢迎我回去之前，法国共产党对我张开了手臂，我在这个党里找到了我最敬重的科学家、最伟大的诗人，还有我在8月的那几天所看到的巴黎人美丽的面容，我又一次处在兄弟们中间了。”

　　巴黎解放后的第七周，中断4年的“秋季沙龙”开幕了。毕加索一反过去拒不参与的惯例，积极主动地交上了油画75幅、雕塑5件，它们大部分是纳粹恐怖统治挤压下的产物。这么多作品占用了整整一个画廊。沙龙的传统是，每次只选出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个画廊展出自己的作品。毕加索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而且是在战后的首次展览上。

　　展览会在巴黎掀起了激烈的论争。具有强烈地域观念的人们认为这种荣誉应该授予一个法国画家；那些被纳粹扭曲了眼光和灵魂的评论家们则不但不赞成他的艺术，还对他加入共产党冷嘲热讽，说他是因为艺术能力愈来愈低下，才不择手段地牟取政治资本。展览的那几天，用心险恶的、不谙艺术的、无聊滋事的一大群人包围了画廊，他们要求组委会取下毕加索的作品，否则就要捣毁它们。组委会严辞拒绝。这伙粗暴者真的从墙面上摘下了毕加索的几幅画扔到了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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