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23)_虚阁网

二三

　　几个月后，毕加索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艺术手册》上，布列顿写了序言。他热情称颂这位现代艺术的大师在诗歌领域里所作的探讨，他说，这些来自直接现实的诗歌，将文学、绘画、音乐融为一体，具有无穷的魅力。诗人被一种全面表现的要求迷住了，这种要求迫使他从根本上弥补一种艺术较之另一种艺术的相对不足。在他那里，诗不由自主地变成造型艺术，正如他在绘画中所赋予的诗意。

　　应该说，布列顿的评述带有了浓烈的理论意味。他对毕加索诗歌创作出发点的估价是准确的，但他拔高了毕加索现有的诗歌创作水平。也许是作为诗人的毕加索比作为画家的毕加索，对超现实主义阵营更有意义吧。

　　诗歌对于毕加索，暂时只是一种休闲运动。

　　第十一章　格尔尼卡

　　1

　　毕加索与超现实主义集团的主要代表保罗·艾吕雅一拍即合，首先在于他们饶有兴味的爱好。毕加索喜欢诗，他认为艾吕雅的诗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最激情澎湃、最富于想像力的篇章　。而艾吕雅喜欢绘画，他对毕加索说：“我每次看你的画，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亲切，还是惊讶？说不清。画面上的人和物我都似曾见过，可又怎么也想不起来。”

　　毕加索喜欢别人这样来谈观感，而不怎么看重语无伦次、说不到点子上的长篇大论。他说，那是痴人呓语，根本看不懂他的画。

　　1936年初，在圣日耳曼—德—普列附近的罗马教堂对面的德·马戈特酒吧，53岁的毕加索出席了由布列顿和艾吕雅主持的超现实主义聚会。会上，艾吕雅带着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年轻姑娘来到了毕加索的身边，她叫道拉·玛尔，原名亨利特·泰奥多尔·马科维奇，正是《亚威农的少女》问世的那一年出生。她既能绘画，又会摄影，是布列顿的密友和诗人乔治·巴泰的情妇。她曾随父亲去过南美，并在阿根廷长大，讲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

　　道拉·玛尔坐在桌边，她戴着黑手套，上面绣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花。忽然，她脱下手套，从桌上拿起一把长长的尖刀，在纤纤玉指间舞动着，好像是要测量刀子离手指多近才不至于伤了自己。毕加索被道拉·玛尔的优美风度迷醉了，他果断地走过去，问她能否送那副手套给他作个纪念。玛尔笑着答应了。手套至今仍保存在格兰·奥古斯丁大街寓所的玻璃陈列柜里。

　　如果说，泰勒的形体代表了青春；那么，玛尔的气质则代表着文化。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亲密，玛尔久慕毕加索的大名，她渐渐与乔治·巴泰疏远了。

　　春天，艾吕雅应一个西班牙青年艺术家团体的邀请，出访巴塞罗那，他在毕加索作品回顾展览会的开幕式上作了热情而又幽默的讲话：

　　毕加索是一个真实的画家，他的真实性就在于他对生命的理解。世上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艺术仅仅停留在把所看到的反映出来，那一部照相机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有绘画，还要有诗歌？因为我们看到的远远不止视野范围内的东西，我们有第三只眼睛，能看到自己的内心，能看到社会的脉搏，能看到命运在敲门……如果你站出来说，我看不到。那么，很对不起，至少你和艺术是沾不上边的。你可以采取别的方式去赚钱，或当官，或经商，但无论如何，你不会像毕加索一样，画一只玻璃瓶就可以买一幢房子……

　　艾吕雅又随展览会去了毕尔巴鄂和马德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强调：

　　毕加索是当代不断迸发着创新精神的至高无上的典范。

　　在艾吕雅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整个西班牙掀起了一股“毕加索热”。

　　而毕加索本人却悄悄躲在巴黎的寓所里，读着艾吕雅的诗集《富有想像力的眼睛》。

　　艾吕雅返回巴黎，随即叩见了毕加索，向他汇报了西班牙之行的情况。毕加索边听边笑，看他那沉浸在回忆和向往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国。艾吕雅发现自己的诗集翻开躺在床上，很受感动。因为这本集子才送给毕加索不久，他没有指望这位繁忙的大画家一下子就把它看完。他轻轻地问毕加索对他的诗的看法。

　　毕加索从床上拿过诗集，翻到他特意折了一个角的一页，说：

　　“这首《宏伟的气势》应该刻在铜版上。诗画一体，中国人一直是这样搞的，效果特别的好，我们也来试试。”他们采用了一种新发明的方法，由艾吕雅亲自将诗写在铜版上，毕加索在周围画上插图。为了纪念这次愉快而成功的合作，他们各自签名，并注上日期。艾吕雅注的日期是：36，6，3，3时15分。而毕加索则是：1936年6月4日。迟了一天，大约是先写诗，后插图，最后一道工序是毕加索完成的。艾吕雅为了回报毕加索，特意写了一首献诗；

　　美好的日子，我又见到了难忘的人
　　他使我终生难忘
　　而那些心性无常的女人的眼睛
　　却把我变成荣誉的屏风
　　她们掩盖在一阵欢笑之中

　　……

　　他说1自己是从“阴郁的黑暗中”，“忽然浸沉在曙光里”，毕加索的神采“令人惊喜地进入我的心间”。

　　其实，真正“浸沉在曙光里”的是毕加索，6月3日那一天，他和道拉·玛尔度过了一个销魂的夜晚。

　　2

　　超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艺术流派，它的宗旨是为了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丛林，走向光明；跨过强权的沼泽，奔向自由。它是由一群有名望、有理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组成。当他们发觉，艺术流派只能停留在书面的阶段，无法解决饥饿、寒冷、战争等社会问题时，他们陷入了空前的苦闷。

　　1925年，法国政府公然派遣军队镇压摩洛哥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武装起义。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支持这场血腥的非正义战争。超现实主义者们尽管和法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定不移地和法共一起，谴责侵略，声援摩洛哥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甚至还考虑过将《超现实主义革命》和法共的机关刊《光明》合并，把整个集团的理想融入共产主义的追求之中。

　　从1931年起，超现实主义渡过了它的十年鼎盛时期而开始下滑。不同派系的人若即若离，仅仅维持着知识分子表面的斯文。两年后，布列顿由于对国际政治问题持不同意见，被开除出“欧洲声援革命联盟”。

　　1937年，也就是主持完德·马戈特酒吧的聚会之后，布列顿即飞去了美洲大陆。他在墨西哥会见了托洛茨基，共同组建“国际独立革命艺术联盟”，喊出了“不要你们的战争，不要你们的和平”的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他把革命赤裸裸的解释为：“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就是拿着手枪走上街头，漫无目的地朝着人群开枪，能干多久就干多久。”

　　布列顿与阿拉贡、艾吕雅等人彻底分道扬镳。至1939年二战爆发，超现实主义者们匆忙发布文告《不要效仿希特勒》、《打倒橡皮图章文学》，然后各奔前程。

　　毕加索尽管与布列顿有着很深的友谊，但他对政治一向不闻不问，他以为那是政治家的事情，就像打仗是军人的事一样。可是，他对超现实主义内部的纷争却不能不闻不问，那里不仅有他的朋友，更关乎现代艺术的发展。理智和良知都告诉他，阿拉贡艾吕雅的路线更富于正义感，更代表人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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