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38)

三八

　　一次他生气地对助手们说：“‘明白了’、‘忘了’、‘想起了’、‘猜到了’——这是什么话？谈到狗时用这些词，只暴露出你们的无知，影响对狗的行为真正原因的理解。说这种话就应该罚款！对，对，以后谁要说什么狗‘明白了’、‘忘了’或是类似这种话，那就罚他！”“可是总该把我们所获得的事实和心理学上的事实相比较吧？”精神病医师斯纳尔斯基固执道。

　　“什么？”

　　“我说的是狗的内心世界。”

　　‘内心世界’？这话毫无意义。要注意观察唾液腺，这才是测量仪器。”

　　“它能测定任何状态？”

　　“是的，如果我们能把它和食物的刺激因素联系起来的话。”

　　“哎呀！你这是在玩火！唯物主义也应该有个限度吧！”

　　甚至亲近的人都不理解他所从事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及其远景。斯纳尔斯基是他喜欢的学生，他对他寄予了多么深切的希望……可他们分手了。这不是因为巴甫洛夫易发火的性格。他对别人也常发火，但无关紧要，工作照常干。不，这次分手起因于思想基础。

　　“斯纳尔斯基博士坚持自己对于现象的主观解释，我则认为对面前的任务这种态度是不切实际的，在学术上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开始寻找另一条出路以摆脱困境。”后来巴甫洛夫写道，“在对研究对象作了认真考虑之后，在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下了决心，在称之为精神兴奋作用的课题面前，坚持做一个纯粹的实验者，只承认外部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为了实现这一决定，我就和新助手托洛奇诺夫博士着手工作了……”

　　托洛奇诺夫每天下午4点从乌杰尔纳雅的精神病院来到巴甫洛夫实验室，于是他们一起对动物进行试验。一次比一次复杂，试验结果终于以很清楚的形式表现出来，即“条件反射”。在赫尔辛基北欧国家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托洛奇诺夫在自己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术语。巴甫洛夫慷慨地为他提供了这一机会。他并不认为，事实上他自己才是“条件反射”

　　之父。他常说：“我们担负着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它推进。”可是当巴甫洛夫转向对最重要的大脑研究时，他们也分道扬镳了。

　　“从伽利略时期起，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进程，面临大脑这一高级学科时，一度明显中断……似乎是有道理的。这的确是自然科学关键时刻，因为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人的大脑，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自然科学，反过来，它本身又成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

　　要研究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大脑。而托洛奇诺夫没有经受住这次考验，他不相信老师的这项事业能够成功。和他分手是沉痛的。然而最可怕的是谢拉菲玛的眼泪。他习惯和她同受甘苦，什么都对她谈，而她也很信任他，各方面都坚决支持他。可现在当他向她谈起对心理的生理学研究时，她常常不安地望着他，眼神里充满着恐惧。

　　“要知道，你做的事要导致唯物主义的，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她哭了起来。

　　“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巴甫洛夫对奥尔别利说，“周围的环境使我感到处处受约束，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自由思考他已感觉到了来自科学院戒备的冷风。不再出版他的文章了。他们常常“忘记”邀请他参加科学院的会议。在军医学院里人们对他也怀有戒心。于是他便更加经常在各科学协会和研究所的会议上做报告，用狗演示条件反射学说。

　　“我不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用一种不妥协的口吻兴奋地说道，“我知道，条件反射学说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狂吠已经从阴洞里向我袭来了，可却压不倒我的狗叫声！”

　　“我们需要一个隔音的实验室，”巴甫洛夫激动地对与共事多年的忠实助手加尼克说。在实验室仪器装备方面他是个能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继续工作。必须给作试验用的动物创造这种条件，不能受外边的任何嘈杂、喧闹声的影响。可是到哪儿去弄材料呢？”

　　结果去了莫斯科找促进试验科学及其应用救济会求援，幸好没有遭到拒绝。加尼克被派出国，参观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室，以便以后总结经验建造一座“寂静宫”。

　　“‘寂静宫’应该紧挨着生理学部，虽然多少破坏了一点校园的风光”，巴甫洛夫在给奥尔登堡斯基信中写到，“但研究所应该追求的是科学设备，而不应该是花草和景色。我敢担保，设计中的实验室本身及其未来的成果将给我们研究所增添不少学术上的名气。”

　　局势日益艰难。唯心论浪潮更加凶猛地向科学家们冲来。许多人对科学试验能解决神学派的直觉和形而上学的辩证思维无法解决的那些极端复杂问题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以“灵魂论”观点攻击巴甫洛夫的人越来越多。理智还受到国家当局的压制。最后，高等学校被置于警察监视之下，简直无法忍受。巴甫洛夫是军医学院中惟一的一个加入俄国高等学校进步人士行列的人，并签名抗议：在完全停止警察监视之前，学者们拒绝讲课。

　　巴甫洛夫的固执使上级很难堪。早该把他收拾掉，但这块骨头很难啃。

　　世界舆论要出面干涉的。况且还有学生，在托尔斯泰逝世和安葬的那些日子里，学生们在“废除死刑”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支持这位伟大作家的遗训。他们不再去上课，只有巴甫洛夫的课例外，听他的课是堂堂满座。尽管他也说过“对托尔斯泰这位伟大作家最崇敬的纪念就是要为将来服务于人民而顽强地学习，青年应该学习，政治不是他们的事情”，但他自己则公开发言反对了军事部长制订的新规定：把军医学院的学生和军官学校的学生同样对待。

　　巴甫洛夫认为这对培养医生绝对有害。

　　当然，对他所做的这一切，当局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打击接踵而至。事情发生在1913年5月别兹博卡娅的论文答辩会上。在研究动物的情绪表现时，她采用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方法。这种对心理活动的探究，在巴甫洛夫的反对者中引起了疯狂的愤怒。他们转入了公开的斗争——答辩没有通过。

　　“先生们，”巴甫洛夫气愤地说，“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如此不公正的事件。你们也许认为，受损害的是我，是我们科学最新、最重要学科的命运。不！因此而受损害的是客观地研究大脑生理的学派的敌人。”

　　什么？“大脑生理”？“灵魂论者”营垒中掀起了一片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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