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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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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狗的纪念碑 回国之后他面临一场风暴。动物保护协会主席迈恩多夫男爵夫人写信给军事部长,她要求禁止“巴甫洛夫实验室对可怜的狗的不人道待遇”。军事部长把男爵夫人的信加上批示转交给军医学院。 学院代表大会责成阿尔比茨基教授、克拉夫科夫教授和巴甫洛夫教授来处理迈恩多夫男爵夫人的信。他们做了一个结论,由巴甫洛夫在例会上宣读。 “我们不但不同意动物保护协会的意见,而且对这封信的虚伪、反科学的性质感到愤怒。身穿毛皮,头插羽毛,每天吃各种肉类和禽类,骑着骗过的马到处游逛、打猎等等,等等,一句话,左手给各种动物带来死亡,却用右手对那些实验人员投石头,向他们宣讲什么正义、博爱,同情这些动物,这样做至少需要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 “这是我们的共同意见”,巴甫洛夫说。“我认为有必要就委员会的意见再补充些个人的意见,因为迈恩多夫男爵夫人的信主要是冲着我来的。我个人的意见是:当我进行最终会导致动物死亡的实验时,我沉痛地感到惋惜,我中断了欢跃的生命,我充当了动物的刽子手。当我切割动物的时候,我受到了内心的谴责,我谴责自己用一种粗暴的方式破坏一种艺术的结构,但为了真理,为了人类的利益,我承担了一切痛苦。有人提出要把我,以及我的活体解剖活动置于某人的经常监视之下,而同时却对那种为了娱悦和满足各类奇想而根绝和折磨动物的现象熟视无睹。因此我十分气愤,我深信不疑地对自己,也对其他的人声明:不,这不是一种对所有活着的、有感觉的动物的痛苦的高尚的怜悯,这是一种拙劣伪装的自古有之的仇视,无知对科学的仇视,黑暗对光明的仇视……” 巴甫洛夫宣读完毕,在掌声中走下讲台。 “他的未完成的愿望是写一本献给狗的书,以此来对它们在实验中的忠诚服务表示感谢,他多次提到,他一定要写这样一本书,”巴甫洛夫多年的助手罗森塔尔回忆说。根据巴甫洛夫的愿望,1935年在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花园里建立了一个著名的狗的纪念碑,它的建筑师是别斯帕洛夫。 纪念碑台座上的题词是: 自史前时代狗便是人类的助手和朋友,它为科学做出了牺牲,但我们的自尊要求我们在这样做时永远必须不使它们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伊·彼·巴甫洛夫 17.诺贝尔奖金 巴甫洛夫的邮件不仅寄到学院和研究所,不少的信还寄到家里来。一天晚上,沃洛佳正在朗读杰克·伦敦的著作,谢拉菲玛在摆桌子准备喝茶,这时送来了几封信。巴甫洛夫是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生活制度的,他把信放在一边,坐到桌子跟前喝茶。桌上放了糖和面包,罐子里还有每次必不可少的煮开了的牛奶。喝完茶以后巴甫洛夫拆开信件。其中的一封是由著名的学者罗伯特·蒂格什泰得教授从赫尔辛基寄来的。 1901年春天,蒂格什泰得和约翰松曾到巴甫洛夫的实验医学研究所来了解消化生理学方面的著作。因为他们二人都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成员,就出现了一种传闻,说要授予巴甫洛夫诺贝尔奖金。但当时这只是一种传闻。 当然,这种传闻的结果是使巴甫洛夫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一位俄国的学者得到西方承认之后才在本国得到承认,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这一次,蒂格什泰得急忙通知他的的确是关于授予他诺贝尔奖金的事。 “说实话,这事太突然,我都有些吃惊,”巴甫洛夫一面拆信一面说。 “说良心话,我怎么也没想到得到这样高的评价。何况我的《论消化腺的活动》那本书也不怎么受欢迎。” “你这话可说得不对,”谢拉菲玛热烈地为那本书辩护。“蒂格什泰得和约翰松如果不是认识到你的发现是多么伟大,他们也决不会来的。你并不是无缘无故就被32个团体、大学和科学院选为名誉会员的。事情再明显不过了,你是天才!”她钟情地望着丈夫,为他而骄傲,心中畅快极了。他站在她面前,胡子和头发已是灰白,只有望着她的那双眼睛还和25年前一样清澈,闪着年轻人的神采。 “瞧,这就成天才了!你不过是造一个偶像,自己高兴罢了。我的著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从事实出发,思维逻辑发展就必定是如此。” “我不准备和你辩论,我有另外的事要做:我要给你订做一套燕尾服,给自己订做两件连衣裙和一件考究的皮大衣。这样才不会在斯德哥尔摩让伟大的俄国学者和他的夫人丢面子呀。就这么办,伊万!” 1904年10月,巴甫洛夫得到了授予他诺贝尔奖金的正式通知。蒂格什泰得教授邀请巴甫洛夫和谢拉菲玛在授奖前在赫尔辛基他家里玩一个星期。 对于巴甫洛夫夫妇来说,这一周完全是在一种他们所不习惯的上层社会的节奏中度过的。早上一些人请吃早饭,中午另一些人请吃午饭,晚上又是另一些人请吃晚饭。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干杯。正如谢拉菲玛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我可以说,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这样热情,这样真诚地分享我们的快乐。” 在斯德哥尔摩又有许多新的相识和互访。国王也莅临了授奖仪式。向每一个获奖者致词都是用获奖者本国的语言。国王都学会了一句俄语:“Каквашездоровье,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您身体好吗,伊万·彼得罗维奇?)并在授予巴甫洛夫奖状、奖金证书和金质诺贝尔奖章的时候用上了这句话。他望着巴甫洛夫的目光是专注的,甚至有些戒备。后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侄子埃·勒·诺贝尔告诉巴甫洛夫说国王对他说过:“我怕你们的那个巴甫洛夫。他没有带任何勋章。他一定是个社会主义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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