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甫洛夫(30)

三〇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没有立刻走进客厅。平常他总是在过厅迅速脱下大衣，然后就好像不曾有过一日的劳累似的，精力充沛地来到客厅。这次不知为什么在过厅里耽误了一下。他突然叫起来。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谢拉菲玛问。

　　“见鬼，扎伤了，马上来，马上就来……”很快他就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枚金质奖章，胸前别着一枚闪闪发光的勋章。

　　孩子们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盯着他的眼睛现出又高兴、又吃惊的神情。

　　“这是什么呀？”沃洛佳指着勋章问道。巴甫洛夫从来没有戴过勋章和奖章。他对这些是无所谓的。

　　“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这是对我多年工作的奖励！”巴甫洛夫故意挺起胸自豪地说。

　　“那奖章是为了什么呢？”

　　“这才是最主要的——是奖励我的科学研究成果。”

　　“祝贺你”，沃洛佳非常严肃地说。

　　“祝贺你”，薇拉、维佳和弗谢沃洛德也齐声说。

　　“非常感谢。”巴甫洛夫躬身答谢。

　　过厅里门铃响了。

　　“这时可能是谁呢？”巴甫洛夫满不高兴地说。在这种傍晚时刻他谁都不欢迎，因为打扰了家庭的宁静。

　　沃洛佳跑进过厅，回来时手中拿着一份电报。

　　父亲去世了！

　　母亲是9年前告别人间的。他突然痛心地感到，现在家族中他是最年长的了，一下子就步入一个新的境地，无论是身体上还是伦理上。不，他虽然已满50岁了，但并没有感到年老。但毕竟是50岁了！已经是50岁了！……

　　在去梁赞的路上，甚至在去墓地的路上，他都不能摆脱这种身为长子的感情。

　　他现在想到，父母已去，在兄弟姐妹们当中，他该是死在前面了。这种意识使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年龄档次。

　　巴甫洛夫全家都去奔丧了。德米特里也赶到了。兄弟俩拥抱后，哀愁地互相望着。两人身体还算结实，但在他们那灰白的头发上留下的痕迹不是秋天，而是冬天。

　　父亲彼得服务多年的教堂，钟声悲痛欲绝。女乞丐大放悲声。教堂的合唱队唱起了圣诗，年轻的神甫做完了安魂祈祷。孩子们安静下来，最小的弗谢沃洛德紧挨着母亲。

　　父亲的去世和重访故里唤起了许多的回忆。他想起有一次晒苹果的时候从木板台子上摔下来，病了很久，父亲曾为他祈祷。他还想起，此后过了很久，他已在教会学校上学的时候，偷偷地躲在楼顶小屋里读皮萨列夫的文章，谢切诺夫的《脑神经反射》一书他也是在这小屋读的，这本书后来决定了他这一生的道路。“好书至少应当读两遍”，这是父亲的教导。父亲是一个严峻、诚实而独立不羁的人，总是和领导关系搞不好。当然，他之所以生活拮据，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然的话他怎么还需要种这么大一个苹果园子，每到秋天把全部收成都卖给二道贩子？巴甫洛夫还记得，他是怎么和父亲争论的。当然，本不必那么尖刻。父亲有他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应该考虑的。

　　但是他年轻，渴望有学习机会，还有就是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他们争论得如此激烈，以至于父亲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房间，在园子里一直干了好几个小时的活，用艰苦的劳动来平息心中的怒火。回来时虽然气消了，但并没有和这个执拗的儿子和解……他还记得以前满屋子都是那些房客的声音。他招这些房客也是因为生活不富裕……现在一切都成为往事了。巴甫洛夫久久地在一个个房间伫立，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他还想起那个冬天弟弟彼得受了致命伤被人抬进厨房的情景。大家看到他那痛苦的面容，都心如刀割——苦熬两个昼夜，彼得还是死去了。临死时他执着地要求把母亲带到远一些的地方去，免得她听见他的呻吟，他还要求在他死后把她送到彼得堡。大家照办了，把母亲送到彼得堡散散心。从此以后她就经常到德米特里那里去。可一次也没有去大儿子伊万家……他还想起，有一次他跑到母亲那里去寻求庇护和安慰。是她培养他成为一个诚实的、富有同情心的人，是她使他摆脱教会学校的不良影响，虽然她自己并没有文化。他爱母亲。她对谢拉菲玛的冷漠态度他也原谅了。她病后，他扔下一切来到梁赞，医生不能确诊她的病情，这是最最让人不安的事。当时他感到她情况不妙。结果他的怀疑证实了

　　——她患了癌症。

　　巴甫洛夫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久久地站在窗前望着大街，回忆那些过去存在而今天已丧失的一切。这使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倍感沉痛的是他突然意识到，他这一走未必能很快再回来。梁赞家中除了妹妹莉达，就再也没有什么亲人了。

　　15.没有受到重视，仍然没有受到重视

　　1900年在世界博览会开幕期间，巴甫洛夫在巴黎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医生代表大会。他的学术报告的题目是：《实验内科学——一个新的卓有成效的生理学研究方法》。还在1897年他就出版了他的《主要消化腺功能讲义》。

　　这些在军医学院资助下出版的著作3年内在德国、法国、英国都已翻译出版。

　　这些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外在期待着他的到来。

　　巴甫洛夫考虑到他的著作不仅对生理学家，而且对临床医学也有意义，所以决定对众多的医生和学者报告这个题目。但是在第一次会议上，由于音响效果不好，他的报告被拖延到下一次会议在巴黎大学举行。可是在巴黎他也没能做成报告——他病了。但取消是不可能的。他于是委托俄罗斯委员会的秘书利哈乔夫教授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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