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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是的,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去。我决定去。归根结底,我不能拿第三个孩子的生命冒险。”这句话她简直是喊出来的,说着又哭泣起来。

  “当然,当然,只要有必要……去吧,一定去。”

  “靠什么去,钱呢?”

  “又是该死的钱!”

  “是,是,钱是该死,可是我们老是没有。天哪,这种日子哪一天才是个头呀!”

  “是,当然啦,是我不好。我根本就没有权利结婚,现在让你受罪了……

  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们不会老是这样倒霉的。我很快就要有重大发现,一旦得到承认,我们的苦日子也就到头了。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他握住她的手,按在自己胸前,忧虑地望着熟睡的儿子,像发誓似的急忙说:“照顾好他,保护好他,求求你……我……我一定会弄到钱的,一定会!”

  西玛诺夫斯基夫妇帮助了他们,谢拉菲玛终于上路了。巴甫洛夫舒了一口气,又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试验工作。只在有限的空闲时间他才想起寄给西伯利亚大学的那封信。从弗洛林斯基那里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现在就看教育部长的态度了。是否任用巴甫洛夫,由他最后确定。

  随着一天天试验的进展,巴甫洛夫越来越确信他的试验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第二条迷走神经切断了。”他激动地对库德列维茨基说,“给狗喂食吧。”

  库德列维茨基将一盒食物放在狗面前,狗贪婪地吃起来。但一滴胃液也没有从导管里滴出来。

  “好极了!口腔对胃腺的反射作用完全消失了,而狗却没有什么反应。”

  巴甫洛夫把手放在狗头上,拍拍它那丝绒般光亮的毛。“我们方法的优越性在这里,亲爱的库德列维茨基,请记下来:没有用麻醉药,动物完全处在一种安静的状态。试验的结果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料。”他突然笑了起来。“海登海因又要丢脸了!好,就这样继续第一个观察。”他匆忙穿好衣服便走了出去。

  夜深沉,街上寂静无声。只有稀疏的路灯发出昏暗的黄色亮光。人行道上堆着积雪,夜间严寒更抖起了威风,扫院子的人燃起了篝火,和警察一起取暖。巴甫洛夫快步疾行,他要到西玛诺夫斯基夫妇家去住。她担负起了照顾他的责任,因为她知道,他妻子不在身边,他肯定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但是一路上他心里很不踏实,不知试验是否完全按他的意图进行,结果他又返回了实验室。

  夜晚的静谧笼罩着冬天花园里那座孤零零的小实验室。只有一个窗户透出微弱的灯光。狗站立在台子上,库德列维茨基坐在木台旁,手里拿着表正在数胃液流进玻璃瓶的滴数。他已经在进行另一条狗的试验了。

  “怎么样,结果如何?”巴甫洛夫轻轻走进来,他怕分散了狗的注意力。

  “都和以前一样。”

  “你这条狗工作得真不错!”巴甫洛夫高兴地说。“现在我算放心了,可以睡一会了。”他走进邻室,盖上大衣,躺在桌子上。

  早晨,西玛诺夫斯卡娅发现他在这里。

  “你怎么好意思躺在这里!”

  “说实话,昨天我到你那儿去了。”巴甫洛夫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已经走到富尔什达得街。但又不得不折了回来。”

  “我们一直等到深夜。”

  “真对不起。但总的来说,这里也不坏,睡足了就行了。”

  “不行,不行。我会告诉谢拉菲玛的。现在让我向你祝贺华沙大学医学系授予你亚当·霍伊尼茨基奖金。”

  “这是因为《心脏加强神经》那篇论文吧?无论如何,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我在华沙有不少熟识的同行,他们都注视着、关心着我的进展。图马斯曾在我的指导下准备了博士论文。”

  “好事还没说完呢。”西玛诺夫斯卡娅调皮地笑了笑,“可能你现在愿意大驾光临寒舍。一笔900卢布的奖金汇款正等着你呢。”

  “原来如此!我一定马上到你那里去,我要马上把钱给妻子寄去,还要把欠债还清,也把欠你的钱还了。谢谢你带来的好消息,我这就去!”

  但是离开之前,他又到库德列维茨基那里看一眼。他的助手此刻依旧手里拿着表坐在狗的旁边,他还在数着从胃插管滴出来的胃液滴的数量。

  “这条狗真是太好了,连续工作了18小时,真是好样的!”巴甫洛夫对狗赞不绝口。他关心地看了看库德列维茨基:“你很累了吧?”

  “没关系,还可以坚持到做完试验。”

  4.“你没有病,你很健康!”

  谢拉菲玛带着活泼的沃洛佳回来了,她思念丈夫,思念彼得堡。她很高兴,因为工作总算上了轨道。巴甫洛夫也是心情舒畅。一切很顺利。但是,生活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痛苦伴随欢乐。他原对托姆斯克大学寄与了很大希望,但突然杰利亚诺夫部长任命的不是巴甫洛夫,而是韦利基博士。有什么可说的呢?用什么来表示自己的痛苦呢?他只好两手一摊。但谢拉菲玛却咽不下这口气。

  “应该去找杰利亚诺夫,怎么不任命你这个大家公认的学者去托姆斯克,而任命那个无名小卒韦利基!”

  “他怎么是无名小卒?当年我和他是同一个导师齐翁的学生。”

  “我的天,你和谁没有一起工作过!这没有任何意义。你应该去声明,为了进一步研究你需要一个个人的实验室。”

  杰利亚诺夫任命韦利基的决定不仅激怒了谢拉菲玛,而且激怒了巴甫洛夫的朋友和同事们。在《医生》报上出现了一篇为他鸣不平的文章。

  “我们完全不想涉及韦利基教授的学术贡献问题。我们只是为没有任命原计划任命的科学院生理学教师巴甫洛夫担任这个教研室的工作而感到痛心和遗憾。医科大学生理学必须由这样的人来讲授,他了解未来医生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巴甫洛夫教授早就被公认是俄罗斯优秀的生理学家,在担任教研室的工作方面,他具有特别有利的条件:他不仅是一位医学博士,而且是一位自然科学候补博士。除此之外,多年来,他一直在博特金教授的诊疗所中工作并给了别人许多帮助。因此他对于临床的需要了如指掌。”

  经济的窘迫,西伯利亚大学任命的中辍,实验室的紧张工作,繁重的课程,使巴甫洛夫的神经十分衰弱,他陷入一种摆脱不掉的意识,认为自己患了一种可怕的不治之症。好几天他都挺了过来,竭力不让妻子看出来。但终于有一天他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从医院回来,心情极度忧郁,径直走进书房,木呆呆地坐了一会就脸朝墙壁躺下睡了。这当然逃不过谢拉菲玛的眼睛,她坐在他身旁,抚摸着他那已开始发白的浓密的头发,轻柔地问:

  “你怎么啦?”

  他立即跳了起来,满怀痛苦和恐惧,痛哭失声:

  “我得了不治之症。这太可怕了。我得了重病。”

  “什么病?”谢拉菲玛恐慌起来。

  “我不知道……但的确是重病。”

  “应该去看医生。”

  “没有人能治!没有人能治!”

  “老天爷!”谢拉菲玛恭恭敬敬地画了个“十”字,“不,你没病,你不过是太累了。我可怜的伊万。还有那个托姆斯克大学,办事太不公平……”

  “不要再提起这桩屈辱!不再提了!”巴甫洛夫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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