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6)

六

　　§第二节　十年挣扎

　　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处女作遭“枪毙”，他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诗句难以雕琢，就用散文笔法写；不善于构建戏剧，就写作小说。就这样，他像一艘开足马力的帆船，在文学的海洋中披风斩浪，摸索前进着。躲过了初始的灭顶之灾，这航船并没有直接驶入汪洋大海，而是艰难地求索了很久很久。十年间，他饱尝了人生的甘苦，有过小小的自我满足，更多的是挫折、失败、各式各样的打击，走过漫长的泥泞沼泽。不能否认，在进入庄严的文学家的行列之前，巴尔扎克太强的成名欲及其对经济利益的执着追逐是他难以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的主观原因，这影响了他的早日成功，但是，他那一系列看似与严肃文学宗旨相悖的所作所为，客观上使他对社会的真实面目加深了理解，既磨炼了他的意志，又铣铸了他的笔锋，当他成熟起来便挺然屹立，锐不可挡。

　　卖文为生的日子是清苦的。父母给他提供的费用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难以达到，而且眼见着期限就要到了。这位可怜的未来作家从拿起笔的一开始就时时处于危机感之中，他还常提心吊胆地害怕善变的母亲指不定哪天会突然中止供给，勒令他重新坐到律师事务所的板凳上去，打破他的作家梦。不行！不能再这么被动地生活下去了，即使为了自信，也得自谋生计。

　　巴尔扎克第一次想到了挣钱。金钱与创作，以前的巴尔扎克把它们看作是势不两立的，他把写作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否则当初就不会要死要活地争取写作权利了。此刻，他第一次懂得了金钱的能量，有了钱，再不用为生计操心，才有可能从容不迫地写作，才能成为大家、名家。钱非万能，没有钱却寸步难行。于是，巴尔扎克闯入了金钱世界。

　　没有固定资产作后盾，没有经商的基本训练，巴尔扎克有的只是一支笔，他只能用笔来敲开金钱世界的大门。再也没有精力去构思崇高的悲剧、推敲高雅的诗句，他一头扎进“流行小说”之中。当务之急是挣钱，只要写的东西能卖出去，变成现钱，写什么与怎样写又有什么关系？文学家的声誉、艺术家的光环只能暂时收起，待到挣了大钱以后再去追求。巴尔扎克交结了一位同样年轻的市侩文人，此人已拼凑出一两本流行小说，与书商有些交往，现在正在物色一位有才气的需要金钱的合作者，来共同“制造”应景小说，以便多出书，快赚钱。他与巴尔扎克一拍即合，两人共同从事文学投机生意。他们合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毕拉格的女继承人》，换来了800法郎。

　　这是巴尔扎克有生以来的第一笔收入，也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印刷成书，然而，一直想出名的他却没有署上真实姓名，而是化名为“罗纳勋爵”。写流行小说决不是他的初衷，而要在严肃的文学道路上走下去，就不得不在经济上独立。后来，巴尔扎克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艺术家并非像黎希留（1585－1642，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所说属于利禄之辈，他不像商人一样，满脑袋里贪得无厌的就是财富。如果他为金钱忙碌，那只为的是济一时之急。因为吝啬是天才的死敌。一个创造者的心灵需要的是慷慨相助，决不能让如此卑劣的感情从中占有地位。”正是为了“济一时之急”，他才不得不去为金钱忙碌的。

　　从1822年到1825年，巴尔扎克用化名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往往由书商们从赢利的角度来决定选题，迎合社会上一般读者消遣解闷、寻求刺激的心理。闭门造车，花不多的精力，赚不少的钱。巴尔扎克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飞快运转，信笔写出什么《拾来的姑娘》、《犹太美男子》、《百岁老人》、《最后一位仙女》等一系列小说，还有《不受愚弄的秘诀》、《巴黎招牌趣味辞典》等“生活指南”式的杂著。与其说它们是艺术，不如说是商品。巴尔扎克明白这些东西除了能卖两个钱之外一钱不值，并为自己陷入这种生涯而惭愧。他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希望靠这些小说发财致富，多么堕落！为什么我没有1500万法郎的年金，使我能够体面的工作！可是，我总得独立起来，为此我只得用这种可憎的方法。”

　　巴尔扎克称这些数量可观的粗制滥造品为“不折不扣的文学垃圾”，始终未署真实姓名，后来更是羞于提及，并且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郑重其事地否认那些作品是他的手笔。

　　然而，这种“可憎的方法”并未能使他致富和独立。假如说这段时期还有一丝收获了话，那就是锻炼了巴尔扎克的笔力，使他对文学语言的掌握、对作品中人物、情节的驾驭得到了训练；后来，还为他创作《幻灭》等杰作提供了素材，使我们在今天能够窥见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新闻出版业的生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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