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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


  卡尔逃避了严格的管理,贝多芬否认他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卡尔尤其喜欢在听布道时胡闹。而伯伯不公正的指责,常使他感到不满。贝多芬想约束他,要求他在出来的时候得到舒里默的同意,但他常在晚上独自溜出去;贝多芬给他的零用钱很有限,他用每一分钱都得仔细地思考一下,这就让他更为烦恼。卡尔的性情本就有狡猾的一面,因缺钱花,他就去赌博。贝多芬对他的这种堕落行径有所耳闻,也派辛德勒去探听他的行踪,甚至让约翰去作过调查。一次,当贝多芬知道卡尔在一所最下流的舞厅里时,贝多芬立刻感到惊惶起来,并决定亲自前往,看个究竟,有人劝说道,如果在那种地方发现了贝多芬,那一定会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议论。贝多芬无可奈何,只好派了霍尔兹去舞厅。霍尔兹是一位27岁的青年人,但深知人情世故,也是卡尔的好朋友。霍尔兹回来报告说,卡尔在喝酒,但没有喝醉,至于说到嫖娼,就他所知,维也纳还没有这种行业。

  此后,叔侄两人之间矛盾就更多了,咒骂更形成了紧张的气氛。贝多芬禁止他再去看母亲。贝多芬猜想一定是这个贱妇引侄儿走上歧途的。卡尔有一位朋友叫尼迈兹。有一次,卡尔将他带到了巴登。贝多芬在一个公共场所公开地警告卡尔和他的朋友。在给尼迈兹的信中,卡尔称自己的伯伯为“老笨伯”。这封信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最使这位伯伯所不能原谅的就是卡尔假装对伯伯敬爱,但在行为上却从不把伯伯当一回事,甚至更为恶劣。

  贝多芬保存了一些自己写给侄子的信,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这是一些让人心碎的记录。文字中交织着愤怒、疑虑、紧张、盲目的爱和几近残忍的严厉。

  当贝多芬疑心卡尔私下里去见母亲的时候,他就威胁卡尔说,不认他了,并要告诉所有的人,让大家知道卡尔是如何辱骂和对待自己的伯伯的。他还怀疑卡尔从佣人的手上借钱用。他曾对卡尔叫道:“我的心是多么难受,你做出了如此无耻的事。假如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将被每一个正直的人所痛恨。”

  不言自明,贝多芬对侄儿卡尔是恨爱交加的。他常祷告说:“我希望上帝能听到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不能再信任我的侄儿了。”

  1825年6月,贝多芬在巴登写道:“我为了卡尔差不多气愤得要生病。我实在是不希望再见到他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里,卡尔失踪了几天;贝多芬闻讯,立刻就赶到了维也纳的舒里默家中。卡尔不在那里,贝多芬就留了一封信:

  “我的宝贝儿子,不要跑得再远了,请回到我的怀抱里来,我不会向你说一个粗鲁的字。啊,上帝,不要让卡尔向毁灭的路走去……卡尔,你归来,你将受到像从前一样的爱护。请静心地思考一下吧,想想你的将来。我决不苛责你,因为我知道它现在已不会发生效力了。从此以后,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将是谨慎的保护,但你必须归来,回到你父亲真正的心里。为了上196帝,你今天就得返家,然后你会知道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快归来!速归来!”

  贝多芬在6月间所写的一封信的最后几句话是:“你是我最亲爱的、仅有的孩子。”至少,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能与贝多芬作品德上的比较的。“我不预备耗费得太多,”贝多芬写道,“以备供给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写下这样的言语是最令人伤心的。贝多芬的活力受到了卡尔这样一个人的压迫让人不可思议。贝多芬的崇拜者都说,像卡尔这样的人是不值得贝多芬去宠爱的,他个人的创造力和健康都将因为卡尔而受到损害。

  贝多芬作为伯伯,生命中的很大一部分被这个侄子占据了。他密切注视着卡尔的一举一动,并加以适当的约束,因为卡尔毕竟还只是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孩子。

  经济上不让卡尔独立,让公众的舆论和法庭的规则来保护他,又加上贝多芬的长辈之爱,这些,反而使卡尔深感痛苦,卡尔产生逆反心理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位20岁的青年人善于用甜言蜜语骗人。他公开地表示仇视孝顺和尊敬。但横在他面前的是严格的管制。卡尔在自己的谈话录中写道:“假使你觉得我是骄傲的而继续不断地骂我有一小时之久的话,这至少不能使我的痛苦的感觉转到好的那方面去。我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可鄙。我可以保证:在你这个‘家伙’当着大众的面向我攻击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在5月间所失去的80弗洛林,我在家里仔细地寻找之后会还给你的,毫无疑问是可以找到的。若我读书而你在这里的话,那我就不能在这种骄横的空气中生活。因为我不喜欢在工作时对我有什么批评,而现在你却正是这样做的。”

  卡尔一意孤行,有时还会突然大发脾气,好像已传染了贝多芬那难以驾驭的脾气一般。有一次,他又被伯伯抓住了,他当时正在无理取闹。但在大部分时间内,他是孤独的,只能顾影自怜。

  贝多芬看到这些字条后,就写下了如下的句子:“若没有别的理由,你至少得服从我。你所做的一切,都可被原谅和忘却,请不要走上让人不快的路。那样,将缩短我的生命。每天,不到深夜3点钟,我是不能入睡的,因为我整夜地咳嗽。我深深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不再错怪我,而我也将热烈地拥抱你。我也知道昨天你所做的事,我希望在今天下午1点钟见到你。再见!”

  “你忠诚的父亲,一定要来的,不要使我的心中再感到难受了。”

  贝多芬心中对卡尔的爱是如此之深,但却又被侄儿无情地蹂躏着,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顽固的卡尔只给贝多芬带来痛苦,恐怕他不再在理想崇高的伯伯的管理之下生活了。或许卡尔与母亲在暗中已相互达成了一个谅解,或者因零用钱不足而负债,甚或是性的饥饿促使他这样做。卡尔的这种行为是可恶的。这一切可能影响到贝多芬的名声而受到大众的诽谤。

  到了1826年7月末,卡尔已暗示贝多芬,他已能自己毁灭自己了。贝多芬听了,惊惶不已,便立刻赶到霍尔兹家,带上他同去舒里默家中。舒里默安慰了贝多芬,可卡尔却仍然在威胁着贝多芬。

  舒里默反复地盘问卡尔前段时期的有关情况,注意到了他所欠的债务,但卡尔对此却什么也不愿意谈,只说是因为某一特殊的原因而决定去做的。

  有关此事的记录保存在舒里默的记录中:“我发现他在胸部放了一支上了子弹的手枪,并且还另带了子弹和火药。我可以告诉你,他可能将这些东西用在他伯伯身上。手枪保管在我这儿,待他冷静一些之后再商议。否则,他会感到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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