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传略(42)

四二

　　据波得的一位同代人回忆道：一次他同另外一些人在国外学习海军归国后在沙皇面前应试。“早晨八时，皇帝坐着一辆单轴双轮马车来了，从我们身旁走过时说道：‘小伙子们，你们好。’过不多久，放我们去参加一次盛大舞会，海军上将（即陛下本人）命令兹马耶维奇考问我们的航海学知识，而且问得十分详细。后来，轮到我时，皇上走到我的身旁，不让兹马耶维奇出题，亲自问道：‘你都学会了吗，为什么要派你出国去？’我禀告道：‘回报圣上，小的尽一切可能勤奋学习，但小的不敢夸口说全部都学会了，在您面前，小的是一个不够格的奴才，所以，象在上帝面前一样，奴才恳请您开圣恩。’我说着就跪了下去，可是皇上伸出右手手掌让我亲吻，说道

　　“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好使我哪怕在垂暮之年，也能看到你们成为我的合格的助手和祖国的公仆。”

　　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最了解彼得的为人，他收集了一些与彼得的军事和国务活动有关的事实材料，总括为以下两句话所包含的意思：“做战士要做伟大的沙皇的战士，当沙皇也要当伟大战士的沙皇。”

　　彼得表面上的民主作风，并不能使人们对他的政权的实质产生误解。就是彼得本人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沙皇。他深知，在他的国家里有“人上人”和“人下人”两个阶层。二者中间有一条鸿沟不得逾越：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彼得的方针是加强统治阶层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在一切场合里彼得都是一位专制君主，不管是担任造船工匠也罢，化名充当使团成员也罢，在波尔塔瓦战役率领诺夫哥罗德团的一个营冲锋陷阵也罢，下令焚烧“强盗”布拉文一伙占据的城池也罢，呼朋引类、酒酣耳热之际也罢，或是参加伊万·维克申炮兵连普通一兵接受洗礼的仪式上也罢，（当时他自己慷慨解囊，以普通人的身份赠送三十卢布的礼品）莫不如此。

　　但彼得有时还是有意强调他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例如，每逢军舰下水时，他对上级长官都有意表示尊敬。

　　一次，他以作为一名外科医生的个人身份，去参加他的一位女病人的葬礼。患者得的是水肿，医生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用外科手术为她治疗，都无济干事。彼得接手治疗这名病人，顺利地给病人放了水，他当时很得意，因为专职外科医生放出的只是血，但毕竟回生乏术，患者还是很快就死了。

　　他还曾以个人身份参加过一个四岁婴儿的葬礼。孩子的父亲是一位英国商人，将幼儿葬礼办得十分排场，似乎死者是什么名人或有功之臣。吊客队伍很长，大家徒步走到墓地。送殡的人当中也有彼得，只因为他当过死者的教父。

　　彼得自奉甚俭，但是给后妃购置衣服和修建官殿，他却挥金如土。就这个问题沙皇与费多尔·马特维耶维奇·阿普拉克辛之间曾有过一次有趣的谈话。阿普拉克辛说，沙皇送给教亲、产妇和其他人的礼物过于寒伧，“连我们这些人脸上都没有光彩”。彼得反驳阿普拉克辛的话说：

　　“我这样做决不是舍不得几个钱，而是因为第一，我认为，减少陋习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需要，我应该在这个方面为我的臣民带个好样；第二，理智要求我量入为出，我的收入比你们少啊。”

　　“圣上的收入有几百万。”阿普拉克辛反驳说。

　　“我个人的收入，只有我在陆、海军中按职衔支取的薪水，这些钱，我要买衣服，还有其他开销，还要送礼。”

　　这样，彼得·米哈伊洛夫承担起了个人应尽的义务，以身作则以供臣民效法。有关彼得的另外一种品质，我们可以从一些标准法令中窥见一斑。《军事条令》晓谕臣民：“皇帝陛下为一国之尊，圣上所作所为无须对世上任何人负责，圣上掌有权势，一如基督上帝，按己意与良知治理国家与社稷。”在另一项法令里，这种思想表达得更是言简意赅：“君权乃神授之专制政权。”沙皇彼得是一位专制君主，是权力无边的统治者，他按照自己的“良知”统治着一个大国的臣民。专制君主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任务，正如他本人所说，是为达到臣民共享国泰民安这一最终目的而发号施令。

　　“国泰民安”的思想，是1702年彼得在号召外国人来俄国工作的一份上谕中最初提出来的。虽然这份上谕是就个别问题写成而且是供外国人阅读的，但仍不失为一份具有纲领意义的文件。彼得设想的治国方式是“俾使吾国每一忠实臣民均能知晓其在个人福利与国家昌盛方面所应有之一致愿望为何”。事隔二十年，彼得使这种思想更明朗了：“应为上帝所赐恩典与众人幸福而努力工作，以减轻人民之负担。”

　　“国泰民安”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是发展贸易，手工业和工厂工业，遵守法纪，根除税收和征兵工作中的“流弊和重负”，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在沙皇彼得在位年代，俄国的居民分成两个等级，即纳税阶层和特权阶层，二者泾渭分明。纳税阶层包括农民和市民，特权阶层包括贵族和僧侣。各阶层的“安居乐业”生活迥异，由于各自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其间有着霄壤之别。

　　那时，封建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沿袭祖制，但各个阶层所负义务却有所改变。一言以蔽之，就是向国家提供的徭役名目繁多，有增无已。它涉及到所有的阶层，享有特权的贵旅阶层也不能幸免。当然，其对农民、商人、贵族和僧侣的命运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在各阶层中，农民阶级忝居人下人。举凡军费开支，工业投资，要塞营造和城市建设，国家机关的供养，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首先落到农民肩上。现在除去原有的捐税和徭役之外，给他们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义务兵役，修路造桥，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船只税、龙骑兵税、军需品税、马鞍税与马轭税等等）。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运输徭役——用大车把辎重和新兵运到战场；还有驻军徭役——不仅要管新兵住，还要供他们吃。

　　“国家”的利益要求兼顾农业，不使它因耕者的徭役过重而濒于崩溃。彼得之所以起草《爱护耕者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这道上谕说，耕者“为一国之命脉，国家靠耕者维持生机一如动脉（即大血管）之滋养人体。故对耕者需加爱护，不令其负担过重，使其免于受责或破产，凡我官员，尤应善待之”。在这道上谕里，农民首先被目为老实的纳税人和新兵的供养者。如果农民因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荷而倾家荡产，他们就无力履行这几项主要义务，因而也不再成其为维持国家生机的命脉。

　　在另一道牵涉到农民的诏令里，也体现了彼得的上述思想。例如，彼得曾责成地方官查清，究竟有哪些地主由于向农民摊派过重致使土地荒芜。如遇此种情况发生，应向枢密院报告，由枢密院把这些领地拨给其他人——破产地主的亲戚经营。

　　沙皇之所以一再颁布诏令追寻逃亡农民，并把他们归还原领主，归根结底并不是为了维护个别地主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即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的出逃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政府要求留在原地的农民纳税和服兵役，还要代替逃亡农民负担一份。结果，欠税增加，欠征的兵员额也增加了。因此，政府对逃亡农民绝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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