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布托传(37)

三七

　　在殖民主义时代，本土的人民被视为二等公民，被剥夺了选择政府的权利，被剥夺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经济利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帝国撤出了大多数殖民地，新独立国家的人民一时享受到了自由和解放。就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推行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民族领袖，如纳赛尔、恩克鲁玛、尼赫鲁和苏加诺。但是，先前的殖民帝国经过形式上的改变，为了取悦于它们自己的人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决定支持军人——阿訇集团。而这种集团剥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破坏了有益于指引人民向前进的指路灯。由于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种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很多新独立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形式的军人统治之下，然而，一个基于武力的政权同强调协调一致的伊斯兰宗旨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次，军事当局往往是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夺取权力的，而伊斯兰教里没有夺权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里根本没提到过军事管制这一问题。”

　　尽管法庭不允许新闻界人士列席，但贝娜齐尔的慷慨陈词还是被影印，传发到报界、律师协会、甚至政治活动分子的牢房。英国的《卫报》曾对贝娜齐尔大加赞扬说：“布托小姐看上去身体不错，镇定自若。她的雄辩与才智毫不比以前逊色。”

　　但贝娜齐尔的病却越来越严重，耳朵疼痛难忍，耳内杂音越来越大。4月的一天晚上，当她正走过会客厅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她抓住沙发扶手，等着昏眩消失，然而，她眼前却一片漆黑，接着，昏倒在沙发上。

　　“快！快！赶紧给小姐请医生！”家仆急忙跑去对看守说。

　　不到一小时医生来了，检查完耳朵后，医生对贝娜齐尔说：“你的状况很危险，得请个耳科专家看一看。”

　　“如果你不说明我需要有耳科专家，当局会继续说我的耳朵没毛病”

　　贝娜齐尔赢得了这位年轻医生的同情，他用明确的文字在给当局的病历上写明了必须找一位耳科专家给贝娜齐尔看一看。

　　专科医生来了，“你的耳膜穿孔”，这位三年前曾为贝娜齐尔动过手术的耳科专家告诉贝娜齐尔，“穿孔引起了中耳和乳突骨发炎。你必须到国外去做显微手术，我们这里没这个条件。我们将不得不把你的颅骨锯开，那样极其危险。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到国外去治疗要好得多，好得多。”

　　这位医生坦诚相告：“我能在这里给你做手术，但我担心他们会给我施加压力要我在你麻醉后作手脚。即便是我拒绝，他们也会找别人来干这种事的。无论如何，你去国外治疗要好得多。”贝娜齐尔感谢他为自己健康和安全所做的努力。贝娜齐尔在后来出版的自传中写到：“可以说（他）挽救了我的生命。”

　　贝娜齐尔申请出国治疗没有得到当局的同意。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左半脸开始失去知觉，耳内杂音使她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医生每星期来克里夫顿70号一次，为她清理感染的耳朵，但医生日益受到刁难。

　　“你经常开车到海得拉巴去，是不是？”一个警长问医生，“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死亡的希望》？”第二天，有人匿名给他家送去了那部电影的录像带。此后，有人在电话里威胁他。但医生一如既往，这令贝娜齐尔深受感动。

　　尽管母亲已经出国，但贝娜齐尔并没有被人遗忘，她的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和佩尔参议员仍时刻在关注着她。

　　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还没切蛋糕，就让他们先切开了。”萨米碰、萨娜姆和佩而带着佩丽花了好几小时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来了。

　　在英国的朋友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等人也没忘记她。贝娜齐尔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禁中过生日的贝娜齐尔体会静默一分钟，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时才享有的殊荣。

　　那天晚上，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阿巴希将军突然光临克里夫顿70号，这令贝娜齐尔大吃一惊。因为当天上午，看守要贝娜齐尔去见阿巴希将军，但贝娜齐尔严辞拒绝了。她没想到阿巴希将军房然屈尊自己来到克里夫顿70号。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将军说，“我是名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不关心。别忘了，我们两家相识已经有好几代了。你要能去国外治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不能给我们在政治上制造麻烦。”

　　贝娜齐尔当时并不知道齐亚·哈克政府正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她把阿巴希将军的来访看作是将军想观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估计一下如果她获准出国，将会干些什么事。因而，贝娜齐尔装着急于去国外治疗，然后立即回国。由于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贝娜齐尔卷进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因此差点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

　　随着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日日期的临近，“恢复民主运动”发起了为恢复民主进行的第二次群众运动。贝娜齐尔在克里夫顿70号内积极响应，她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阅读报纸，了解运动的发展状况。她还冒着巨大风险，同人民党领导人在附近的中东医院和拉卡纳秘密设立的办公室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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