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15)

一五

　　起初，爱因斯坦在柏林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他得到的全是新朋友，暂时还未发现敌人。他的意识被加速运动的相对性问题、引力问题、空间几何属性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依赖性问题吸引住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些问题。弗朗克回忆起，他来到柏林之后，有一回约爱因斯坦一起去参观波茨坦天文台，他们说好在一座桥上会面。弗朗克有许多事情缠身，担心不能准时到，爱因斯坦说：“没关系，我在桥上等一会好了。”“不过这要耽误您的时间了。”“一点也不！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难道我在考虑自己的问题会比家里少吗？”弗朗克接着说，他的思想就象江河，任何岔开的谈话就象一条浩荡的大河中的一块小石头，是不会妨碍其畅流的。因此，不断地和有非常坚定目标的思维活动并不影响爱因斯坦表现出纯朴的平易近人。

　　有时，这种平易近人却使他碰到预料不到的钉子。

　　有一次，爱因斯坦得悉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履行礼仪在这里可以同有趣的谈话结合起来，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接待他的女仆说，枢密顾问先生出门了，又问有什么事需要转告的。“没关系，我上午再来，现在我到公园溜达一会儿”。两小时后他又来了，面带窘色的女仆传话说，枢密顾问早饭后躺下休息了，因为爱因斯坦没预先通知他要来拜访。“那么，好吧，我呆会儿来。”第二次散步后，爱因斯坦在四点钟前返回来了。这次枢密顾问在家，爱因斯坦对女仆说：“您瞧，耐心和坚定最后总会得到补偿。”爱因斯坦的拜访使施图姆普夫夫妇感到非常荣幸，他们准备进行一次体面的谈话。但爱因斯坦却马上谈论空间概念。可怜施图姆普夫缺乏物理学和数学修养，等于一无所知，在谈话中一句也插不上嘴。

　　过了40分钟，爱因斯坦才发现，他在同自己本人交谈，而且访问已超过原定的时间，他赶紧就告退了。

　　当然，这类事情扰乱不了他的内心世界。就是在专业上相近的人们中，他也碰到过扫兴和不被理解的情况。使他不安的是那些好象为完成侵略使命而被创造出来的人们，爱因斯坦记得慕尼黑的那些帝国忠臣们。现在，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害怕那些”既不可理喻又不容怀疑的冷漠无情的短发汉”，驱使“冷漠无情的短发汉”走上前线的事件临近了。爱因斯坦赴柏林半年后，战争爆发了。

　　爱因斯坦在《Mein Weltbild》（我的世界观）中写下了自己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态度。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伴随着音乐在队列中操练步伐，这已使我对他鄙视了；他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对他来说单单一根脊椎就完全足够了。

　　文明的这种耻辱，应当尽快加以消灭。由命令而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和讨厌的爱国主义，多么使我深恶痛绝呵！在我看来，战争是多么卑鄙和丑恶；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加这种可耻的勾当！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人类想得这样好，我深信：要是人民的感情，没有被那些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败坏，那末战争这个妖魔就该绝迹了。”

　　1914年7月，柏林的街道被操练步伐的队列所充塞，而人行道上挤满了皇帝和军队的狂热崇拜者。

　　爱因斯坦不久得悉，沙文主义在其他国家也泛滥起来了。8月，他给埃仑费斯特写信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呵！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

　　9月初，他给埃仑费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满了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的信：“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

　　同时，他写给洛仑兹一封信，支持交战国学者们之间的接触，信的最后几行是：“要是接触被阻挠，这将意味着：驱使人们互相仇恨的愚蠢的伪善对人们来说是必要的；从前是宗教，现在是国家。”

　　从战争一开始，革命的国际主义者们被迫转入了地下。爱因斯坦感觉做了一场使人痛心的恶梦。在他周围的学院圈子中，突然暴露出野蛮的沙文主义特点。

　　不久前他觉得似乎是酷爱和平和真诚景仰世界文化的庸人们，现在竟陶醉于军乐声和消灭俄国、法国、英国的叫喊声中，兴致盎然地彼此传播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新闻。在他们的书桌上，有关日耳曼历史使命拙劣、凶狠的论文和小册子排挤和替代了莱辛和席勒。奥斯特瓦尔德说，使欧洲从属于霍亨索伦帝国是世界历史最伟大的任务，并在德国学者们炮制的浸透了丑恶的泛日耳曼主义的宣言书上签了名。其他的学者们惊慌失措，随声附和关于德国“合理要求”的议论。爱因斯坦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亲切地和同事们交往了。

　　在他周围，除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外，没有一个对自由对国际团结忠实的志同道合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团体和活动还没有直接地被爱因斯坦了解，但他很快找到了以罗曼·罗兰为代表的志同道合者，以及聚集在罗兰周围的学者和作家。

　　1915年3月，爱因斯坦给罗兰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要听从罗兰建立的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的指挥。他写道，在欧洲，三个世纪紧张的文化工作之后，宗教的疯狂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疯狂。爱因斯坦说，许多学者所持的态度就像他们的大脑已被切除，学者们的理性被野兽的本能代替，这对唯理论的信徒来说，真是欧洲知识界的一场悲惨的灾难。

　　1915年秋，爱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们，便脱身到了瑞士。他在苏黎世的朋友赞格尔陪同下拜访了那时住在瑞士斐维的罗曼·罗兰。这次会晤使爱因斯坦了解到，在所有的交战国中都有反战团体。同罗兰的谈话在他身上产生了强烈的印象。爱因斯坦觉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义暴行的国际友好团体的一名战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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