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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在苏黎世工大,1912—1913年冬季学期,爱因斯坦讲授过的课程有:解析力学、热力学;1913年夏季学期有:连续介质力学、热的动力学理论;1913—1914年冬季学期有:电和磁、几何光学。此外,他还主持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课。关于这些讨论课,1912年以编外教授身份来到苏黎世的马克斯·劳厄教授讲道:“每个星期,爱因斯坦主持一次讨论课,在课上报告物理学方面的新成就。课在工大举行,连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学的许多物理系学生都来参加……讨论课后,爱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饭店’去用晚餐。相对论是讨论的中心……1913年夏,在热情豪放的埃伦费斯特访问苏黎世时,这些讨论特别热烈。我现在仿佛看见许多物理学家当时的情景,在大家陪伴下攀登苏黎世的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发着欢快的笑声。”

  同埃伦费斯特的交往和友谊持续了20年——直到1933年埃伦费斯特逝世,这种交往和友谊对爱因斯坦有巨大意义。埃伦费斯特是一代如此富于天才的理论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个极为谦逊、敏锐和善良的人。他是爱因斯坦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1933年9月25日,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为之写了一篇悼文,语调之平静、理解之透彻,不仅叙述了埃伦费斯特的一生,而且也折射出爱因斯坦自己的人生观:“现在时常发生品格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离开人世的事,以致我们对于这样的结局不再感到不寻常了。然而要作出死别的决定,一般都是由于无法——或者至少不愿意——屈从新的、更困难的外界生活条件。因为感到内心冲突无法容忍而了结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间,也极少发生,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悲剧性的内心冲突,我们的朋友保耳·埃伦费斯特死了。完全了解他的人,也像我一样,知道这个无瑕的人大概是良心冲突的牺牲者,这种冲突以这样或那样形式决不饶过年过半百的大学教师。

  “我是22年前认识他的。他从俄国径来布拉格看我,(当时)在俄国,犹太人是禁止在高等学校里教书的。他想在中欧或者西欧找工作。但我们很少谈到那些,因为当时的科学状况几乎吸引了我们的全部兴趣。我们两个都体会到,古典力学和电场理论在热辐射现象和分子过程(热的统计理论)面前都告失败,但似乎还没有可以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普朗克的辐射理论——尽管我们两人对它都大为赞赏——的逻辑缺陷,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我们也讨论了相对论,他对相对论有某些怀疑,但这种怀疑是带有他的独特的批判性见解的。几个小时内,我们就成了真正的朋友——好像我们的梦想和志向都彼此心领意会。一直到他逝世,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的才于在于,他具有充分发展了的非凡的能力,去掌握理论观念的本质,剥掉理论的数学外衣,直到清楚地显露出简单的基本观念。这种能力使他成为无与伦比的教师。由于这个缘故,他常被邀请去参加科学会议;因为他总是把明确性和尖锐性带进任何讨论中去。他反对马虎和罗唆,必要的时候,他会使用敏锐的机智,甚至直率的粗鲁态度。他的某些发言几乎可以被解释为妄自尊大,然而他的悲剧却正在于几乎是病态的缺乏自信。他的批判才能超过他的建设能力,这件事使他经常受苦。不妨说,他的批判的判断力,甚至在他自己思想的产物出生以前,就已夺去了他对它们的爱。

  “我们第一次会面后不久,埃伦费斯特的外界经历中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我们尊敬的老师正切望辞退正规的大学教职,他认为,埃伦费斯特是一位能鼓舞人的教师,就推荐他作为自己的继任者。一个广阔的天地展现在这个还年轻的人的面前。他不仅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一专业里的最好的教师,而且也全心全意地关怀人——尤其是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运。了解别人,得到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帮助任何被卷入外界斗争或者内心斗争中的人;鼓励年轻的人材——所有这些都是他的真正的专长,几乎胜过他在科学问题上的钻研。他在莱顿的学生和同事都爱戴他、尊敬他。他们了解他的极端的热忱,他的那种同愿为人服务和乐于助人的精神完全协调的性格。难道他不应当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说实在话,他比我所接近的任何人都感到不幸福。原因是他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他所面临的崇高任务。大家对他的敬重能有什么用呢?他的这种客观上没有根据的不胜任的感觉,不断地折磨他,时常剥夺他平静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心情的安宁。他受到很大的苦痛,以致不得不在消遣中找安慰。他经常作无目的的旅行,他对无线电的入迷,以及他的不平静生活的其他许多特征,都不是出于安静和无害的嗜好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冲动,是为了逃避我已提到过的那种精神的冲突。

  “最近几年中,这种情况恶化了,那是由于理论物理学新近经历了奇特的狂暴发展。一个人要学习并且讲授那些在他心里不能完全接受的东西,总是一件困难的事。对于一个耿直成性的人,一个认为明确就意味着一切的人,这更是一种双倍的困难。我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在读了这几行之后能充分体会到那种悲剧。然而主要的正是这一点,使他厌世自杀。

  “我认为,言过其实的自我批评的倾向,同少年时代的经验有关。无知和自私的教师对青少年心灵的摧残所引起屈辱和精神压抑,是永不能解脱的,而且常常使以后的生活受到有害的影响。就埃伦费斯特来说,这种经验的强烈,可由他不肯把他心爱的孩子送进任何学校这件事来证明。

  “在埃伦费斯特的生活中,他同朋友的关系所起的作用,要远大过大多数人。他实际上是受他的同情心所支配,同时也受以道义判断为根据的憎恶所支配。他一生中最强的关系是同他的那位既是妻子又是工作同志①的关系,这是一位非常坚强和非常坚定的人物,才智上也同他相当。也许她并不完全像他本人那样伶俐,那样多才,那样敏感,但是她的平静,她对别人的独立性,她在一切困难面前的坚定,她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的正直——所有这些都使他得到幸福,而他也以敬重和钟爱来报答她,这种敬爱的感情,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见到的。同她的分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这是一种可怕的经历,他那已经受创伤的灵魂再也受不起这种波折了。

  ①指塔姬雅娜·埃伦费斯特,她是俄罗斯人,也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夫妻俩于1911年曾共同发表关于统计力学的逻辑基础的论文。

  “他的精神的力量和正直,他的丰美心灵的仁慈和温暖,以及他那压抑不住的幽默和锐利的机智,都丰富了我们活着的人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他的去世对我们是多么大的损失。他将永远活在他的学生的心里,也将永远活在其志向曾受到他的人格教导的一切人的心里。”

  1913年秋,爱因斯坦从苏黎世前往维也纳出席自然科学家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比较通俗的报告:理论还未完成,但爱因斯坦等不及了。

  爱因斯坦在维也纳把这一理论是作为新的引力论讲的。他把引力理论跟电的理论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比较。在18世纪,人们关于电只知道存在电荷,它们相互吸引或排斥跟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在引力学说领域,实质上,我们知道某种与此相似的东西——重物的相互作用定律,仅此而已。但是,电的学说在一个半世纪内已经得出了电磁场概念。该是在引力学说中也得出比较复杂的概念的时候了。

  因此,这涉及要把引力作为空间的某种特性来考察。在这些年中,爱因斯坦接近于把引力看作是空间的特殊几何属性的观点……可是,不应该不依顺序地往前赶,宣称爱因斯坦现在就已经把空间的几何属性和引力等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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