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55)

五五

　　当然，这个和平宣言尽管何等的真诚和理智，可在当时那个已经疯狂的年代，没有多少人能接受，也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敢于刊登这份反战声明。但倔强的爱因斯坦以科学家的执着与韧性投入到反战活动中去。他到处公开发表与众不同的反战看法。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积极参加德国地下的反战活动。他尽最大的努力去呼唤和平。

　　1914年8月，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中，爱因斯坦说：“在惊慌失措的欧洲正发生某种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样的时刻表明，我们是属于多么卑劣的生物品种啊！我沉默地继续进行和平的研究与思考，但却被怜悯与厌恶所笼罩。”在9月初的又一封信中，他对埃伦费斯特说：“国际的灾难沉重地压在我这个国际主义者身上。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人很难理解，自己是属于发狂的、堕落的并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种。”表达了他对民族主义的堕落，对战争的愤怒和日益增长的厌恶这样的思想情绪。

　　1915年3月22日，爱因斯坦从柏林写信给当时住在瑞士的法国大作家，反战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鲜明地表述了他对战争的愤慨和尽力追求和平的信念。他说：“通过报纸，并且通过我同那坚贞不渝的新祖国同盟的联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为消灭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而献身。我热诚地向您表达我的深切的钦佩和敬意。但愿您的光辉范例会激励别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们放弃那些难以理解的妄想，这种妄想像恶性瘟疫一样，使那些在别的方面是聪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传染。

　　当我们后代子孙讲到欧洲的成就时，难道我们能让他们说，三个世纪文化上的艰辛努力，只不过是使我们从宗教走向民族主义的疯狂，而没有再前进一步吗？在双方的交战集团里，今天甚至连学者们的所作所为也都好像是在8个月前突然失去了头脑一样。

　　如果由于我现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国国内外科学家的联系，你认为我能为你效劳，那么我将尽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在德意志民族整体陷入战争的喧嚣之中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公然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并反对一切战争。他大声疾呼：“战争对国际合作的发展是最可怕的障碍，尤其在于它对文化的影响。战争破坏了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条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轻力壮，他的能力就会被束缚在破坏性的战争机器上，而年纪大的也会陷进仇恨和失望的气氛之中。而且，战争导致国家贫困，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所以，凡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就不会不成为和平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因斯坦致力于恢复各国人民之间相互谅解的活动，访问了很多国家。从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到1928年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和法国总理白里安缔结的以“放弃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为标榜的所谓《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在这段时间，爱因斯坦到处作演讲，发表文章，呼吁反对一切战争，宣传全面裁军，号召各国青年拒服兵役，幻想建立一个能够主持正义与和平、保证永无战争的超国家的政治组织。早在1920年爱因斯坦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着我是因为杀人是邪恶的。我的态度不是从某种思辨理论出发的，而是基于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残暴与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

　　1933年爱因斯坦的政治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纳粹篡夺政权后，就对德国工人阶级全面猖狂进攻，并且对犹太人、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迫害，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幸而当时他在国外讲学，未遭毒手。纳粹对内的法西斯暴行和对外的战争叫嚣，使一向讲人道主义、反对价级斗争，主张宽容、反对仇恨，鼓吹绝对的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和暴力的爱因斯坦，终于完全改变了态度，挺身而出，同法西斯恶势力进行了殊死斗争。1933年7月20日他在给A.纳翁的信表明了这一转变。他在信中说：

　　“我要告诉您的，会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的人还能认为个人反战足以构成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反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欧洲的心脏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这给拉丁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危险，迫使它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比利时来说，它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至于滥用它的武装部队；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队来誓死保卫它自己的生存……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在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出于对法西斯的高度仇恨，爱因斯坦对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非常关心，深切同情西班牙的民主政府。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他表示极为不满。1938年10月10日给M.贝索的信中对绥靖主义头子张伯伦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1939年在获悉铀核分裂和链式核反应的发现以后，了解到德国正在积极从事原子能的研究，他在L.西拉德的帮助下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以免纳粹占先，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在德寇征服欧洲14个国家后倾巢东犯苏联时，他对苏军的英勇抗战，始终十分关切。1942年10月25日曾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赞扬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苏联的建设成就和战前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全力支援苏联人民的抗德战争。

　　他对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夕竟悍然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两颗刚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感到无限痛苦。战争结束后3个月，爱因斯坦愤慨地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和平的保证，也没有《大西洋宪章》所许诺的任何自由的保证。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却没有。”

　　由于意识到核战争（当时称为“原子战争”）对整个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怎样才能防止核战争？怎样才能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证各国的安全和独立，以利于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呢？这是战后爱因斯坦最关心的大问题。他领导组织“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刊《原子科学家公报》，要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核战争的极端危险性，严厉警告一切企图以核讹诈来玩火的野心家。针对1947年和1948年初英美两国政客们发动的准备对苏联搞所谓“预防性战争”的叫嚣，为防止这种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爱因斯坦大声疾呼：“要对美国公众强烈呼吁，在还未采取不可改变的措施之前，在事态的进程还不是无可挽回之前，对走向预防性战争的发展，应当动员强大力量来加以反对。”

　　战后，美国对外实行以核讹诈为赌注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使爱因斯坦意识到，美国一切仿佛都在步当年纳粹德国的后尘。因此，他向美国公众指出：美国的扩军备战政策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而且也是美国国内侵犯公民权利和学术自由的法西斯瘟疫的“病根”。他晚年对美国正在恶化的政治局势极为不满，在他逝世前5个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末，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在他临终前几个小时的最后一次谈话中，爱因斯坦还在讲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侵犯公民自由问题，一个是美国的重新武装西德问题。法西斯危险和战争危险使他晚年忧心忡忡。

　　一个在自然科学创造上作出历史性贡献的科学家，对待社会政治问题又如此严肃、热情、鲜明，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这就是伟大的爱因斯坦所具有的独特风貌。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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