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53)

五三

　　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尊重各种形式的理智的追求和精神的努力。我深信，犹太人对知识（就最广泛意义来说）进步所作的贡献，完全出于这种对理智努力的高度尊重。鉴于他们人数较少，而且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经常受到来自一切方面的外界的许多阻碍，他们所作的贡献之广理应受到一切正直的人的赞扬。我深信，这不是什么天赋独厚，而是由于犹太人对理智成就的尊重，造成了一种气氛，特别有利于发展可能存在的各种才干。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强有力的批判精神，能防止对人间任何权威的盲目服从。

　　显然，爱因斯坦把社会主义同犹太传统联在一起，把社会主义看作犹太传统的体现，这就明显地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成份，尤其突出地表现出他幻想阶级调和，并且错误地把无产阶级专政看成是少数人的独裁。从而表现出他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唯心色彩。尽管如此，他的社会主义观有不少很有见地的思想观点，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向往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爱因斯坦揭露了资本主义给人类造成的祸害。他在《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中说：“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

　　1922年秋，爱因斯坦和艾尔莎来到马赛，乘日本轮船出发去东方。他们穿过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在旅行日记中，爱因斯坦写下了沿途所见所闻及感受。他记述了锡兰的人力车夫，认为坐在软绵绵的车垫上，就像坐在针毡上一样难受。让自己的同类像畜牲一样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国王风度的乞丐”、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都令爱因斯坦感触万分。在欧洲之外，贫穷的事实让爱因斯坦的心灵震颤。

　　在上海，爱因斯坦虽然只停留3天，但租界的高楼大厦与上海老城的破破烂烂的木房子的对比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要求的低微。他们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认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5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但这对于一个想在全世界各处看到社会幸福、经济公平、国际和平和阶级和平的人，实在是一幅悲惨的图像。”

　　“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

　　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都不如。

　　所有这一切贫困现象，爱因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而且私人资本垄断“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因此，他指出，惟一的出路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爱因斯坦于1949年5月在美国进步刊物《每月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篇系统阐述他对社会主义看法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很有见地地说：“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一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爱因斯坦虽然不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予了支持和肯定。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立即表示支持。1919年秋天，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苏联实行“饥饿封锁”，爱因斯坦就领导德国知识分子发表抗议声明。他后来回忆说：“我曾努力去了解俄国革命为什么会成为一件必然的事。在当时俄国的一般情况下，我相信只有坚定的少数人承担的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关心人民幸福的俄国人，在当时存在着的条件下，自然会同这些少数人合作，并且顺从他们，因为要不然，就不能达到这次革命的直接目标。对于一个独立的人来说，这确实需要暂时地、苦痛地放弃他的个人自由。但我相信，作这种暂时的牺牲，我自己会认为是我的责任，会把它看作是害处较少的。”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8年11月德国工人和士兵起义，推翻了威廉二世的统治。爱因斯坦热烈欢呼这次革命。在革命胜利的第三天就给他在瑞士的母亲写了两张洋溢着喜悦心情的明信片：“运动正以真正壮丽的形式发展着，这是可能想像到的最惊心动魄的经历。”“能亲身经受这样一种经历，是何等的荣幸！”“只有现在，我在这里才开始感到心安理得。［战争的］失败创造了奇迹。学术界把我看作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这个时期，他参加过一些工人的讨论会，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尽可能“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沟通起来”。像他这样热情地对待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在当时西方著名科学家中间是少见的。

　　20年代初以后，他与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学家蔡特金、豪夫曼、科尔维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维克共同签署了许多有关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宣言和声明。1923年，爱因斯坦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新俄国朋友会”，而且是最热心的成员之一。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德国和苏联各族人民间的谅解，进而推动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

　　在1921年初的时候，爱因斯坦在接待列宁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时说：“你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对全世界具有决定性意义。谁都应该帮助你们。”爱因斯坦一直用行动帮助苏联。当时苏联派到德国来学习的留学生、科学工作者时常受到冷落歧视，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却总受到热情的接待。

　　对于俄国人民，爱因斯坦总是情谊满怀。20年代，他在柏林经常与苏联知识分子交往，他们当中有的还是共产党员。此外，他还资助德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妇救会”，声援因政治案件被关押的工人党党员及其家属。后来，共产党员和社会党人也邀请这位进步学者在简称“马校”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作过报告，这表明无产阶级也十分尊敬爱因斯坦，更表明了爱因斯坦思想上的社会主义倾向。

　　爱因斯坦虽然认为“一个局外人难以得当地评价别国的现状和需要”，但他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却给予肯定的评价。爱因斯坦说：“不管怎样，苏维埃制度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福利和经济领域里的成就无疑都是伟大的，而全体人民已从这些成就里得到了很大益处。”

　　5.科学家对政治问题不应默不作声

　　爱因斯坦是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面对现实，在每一个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他都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充分了解到，科学家不是生活在抽象的空间中，而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气候中，而这种气候是受他工作所在的那个国家所制约的。对他来说，单纯的才智不能代替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光明磊落。

　　针对有些人认为一个真正的或者“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的说法，爱因斯坦鲜明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末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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