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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艾森豪威尔默默地看着约德尔,琢磨着约德尔的内心的想法:他看起来有些悲哀——为他自己,还是他们的帝国?艾克转眼向窗外望去。

  窗外,阳光明丽,春光妩媚,一片勃勃生机的秀美景象。这是不是预示着新的生活的到来呢?

  艾森豪威尔把军官和新闻记者召集起来,拍了新闻短片,进行广播录音,并亲自拟定了电文:“盟军的任务在1945年5月7日当地时间2点41分完成。”在众多记者的簇拥之下,他极力地保持微笑,并时不时地举起手指,作V字型手势表示胜利。

  当人潮渐渐散去,四周归于沉寂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颓然倒在沙发里。他对随从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我想应该来一瓶香槟酒。”

  有人拿了一瓶香槟酒来。透明清澈的香槟酒喝在嘴里却淡淡无味——大家都感到疲倦极了,都想扑在自己的床上倒头便睡。

  这一切,完全不是艾森豪威尔三年来所想象的胜利场面。从1942年6月他离开玛咪之日起,他就以这一时刻的到来不断地支持自己,勉励自己。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经常憧憬着、幻想着,这神圣时刻的情景使他坚持下去,忍受了所有的亲情别离,忍受了所有的内心挣扎,忍受了所有的委屈不平。

  “一旦德军投降,一切又会好起来。世界将重返平安,我可以回家去,只带着一根钓鱼竿和一个鱼漂,坐在缓缓流淌的小溪旁,享受生活的安逸,而旁边便坐着玛咪。我将对她讲述战争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想着这些,艾森豪威尔微笑而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3.衣锦还乡

  德国投降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世界,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爆发的最大的欢乐信号”。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生活一下子像充了气的气球一样,变得涨鼓鼓的。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和俄国人磋商、接待来访的重要人物、把美国在欧洲的部队重新布置到太平洋,然而他的大部分精力还是用来应付热火朝天的长时间庆祝活动。

  纵情欢乐的庆祝活动从5月15日开始,他接受邀请,与约翰、凯、布雷德利等人到伦敦度过一个晚上。当晚,他们带了兰斯最好的18瓶香槟,访问了以前曾工作过的乡间别墅,在多尔彻斯特旅馆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到剧院观看演出。

  这是三年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观看演出,第一次在饭馆吃饭,并第一次在公众中露面。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在一夜之间骤然成名,变得格外受人欢迎。当剧院的人们见到他时,纷纷起立、欢呼,并异常热情地叫喊着:“讲话!讲话!”艾森豪威尔从包厢里站起来,向激动的人们挥手致意。他大声说:“我非常高兴回到我差不多能讲她语言的国家。”

  6月下旬,艾森豪威尔满载着荣誉与鲜花回到美国。当他在华盛顿下飞机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成为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啊,天呀,回到老家多好”!在“老家”,他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欢呼,发表了更多的演说。

  演说的请柬像潮水一样涌来,富绅、政客、明星、各种著名团体以及有名大学的负责人、朋友,都要求他去发表演说。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是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讲的,马歇尔已给他准备了一份国会宣读讲稿,但艾森豪威尔对马歇尔说:“谢谢您的好意,只是我不喜欢讲稿。我通常即席发表演说。”

  这次演讲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由于艾森豪威尔讲的是如此生动、真诚、感情丰富,深深地打动了坐得密密麻麻的观众。沉醉于精彩演讲的观众们对艾森豪威尔报以长时间的鼓掌欢呼,——这是国会历史上鼓掌最长的一次。许多人萌生了这种想法:如果站在讲台上的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而是“艾森豪威尔总统”,那该多好!

  此时此刻,艾森豪威尔已成为战争中最著名、最成功的战斗英雄。希特勒和罗斯福已离开人世,艾森豪威尔仅次于斯大林和丘吉尔,成为世界上三个最有名的人物之一。他成为联合起来打败纳粹的象征,是争取更加美好世界的希望的象征。他已享有巨大的世界荣誉。

  在德军投降后的几个月中,只要有重大事情要去完成,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提到:“艾森豪威尔!他一定行!”

  爱德华·默罗对杜鲁门总统说,艾森豪威尔是世界上惟一能使联合国起作用的人;

  工党政治家西德尼说,艾森豪威尔是惟一能够引导德国未来走向的人;

  艾伦·布鲁克说,如果发生另一场战争,他们将把所有的人力与物力交给艾森豪威尔指挥;

  民主党及共和党人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惟一能够给他们的党赢得1948年总统选举胜利的人;

  杜鲁门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设法满足。这当然包括1948年的总统职位。”

  当有人问艾森豪威尔:“你对当总统候选人有什么想法?”

  艾森豪威尔立即回答道:“胡扯!为什么不让一名战士安心去执行命令?我对‘候选人’这个词非常反感,我不是,而且将来也不是总统候选人。”

  1945年8月,休斯敦萨姆堡的一位老朋友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我准备并很想组织一个‘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俱乐部’。”

  艾森豪威尔礼貌地回信说:“您提出的建议使我备感荣幸。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我要尽我所能地强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参加政治活动更使我感到厌恶。我相信,我的朋友中没有人会使我处于,甚至需要我去否认有政治野心的地位。”

  艾森豪威尔在承受巨大的胜利与荣誉的同时,玛咪却感到非常孤独——她不得不让她丈夫和公众见面。当她在华盛顿机场等候丈夫走下飞机时,她只能在艾森豪威尔被层层人浪簇拥着去五角大楼前,简短地吻了丈夫一下,然后目视他消失在如流的人群之中。以后一周内,他总是在公众面前露面。

  玛咪终于感觉到了深深的失望。她承认,她“只得靠边站”。艾森豪威尔安慰她说:“你只要了解到我多么爱你,多想念你,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们过去的岁月是多么有意思。要知道,我比任何时候都厌恶华盛顿。”

  最使玛咪耿耿于怀的是,凯仍在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报刊仍不断地报道他俩的消息,并刊出他俩双入双出剧院的照片。流言蜚语不绝于耳,甚至把玛咪描绘成为“被抛弃的第三者”。

  如何对待凯,成为一个惹人注目的问题。她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她不能继续留在陆军妇女队,或继续为艾森豪威尔工作。

  凯返回德国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在柏林的卢·克莱将军为凯小姐在德国安排一个工作。他对克莱将军说:“我希望你能给她找到一个好工作。我知道你会记得,她不仅曾忠心耿耿地帮助过我,同时她在这场战争中遭受过很大的不幸。还有,她几乎是我从未碰到过的言语谨慎的人。……我非常同情凯,也感到非常凄凉和孤独。”

  至于凯,她沉着地口授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说明她为什么不能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工作。然后,她离开了陆军妇女队,前往美国,申请公民证,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并迁到纽约。

  1947年,凯悄悄订了婚,并确定了结婚日期,但她仍然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邀请。艾森豪威尔礼貌而不乏热情地婉言谢绝。

  然而不久,凯就解除了婚约。可以预料,她仍深深地惦念着艾森豪威尔。当1948年艾森豪威尔迁到纽约,凯双眼通红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艾森豪威尔冷静地让她离去:

  “凯,那是不可能的。我没有办法。”

  艾森豪威尔确实没有办法。人们可以感觉到他作为一名将军、作为一名身居高位、有着巨大荣誉的官员所饱含的深深的无奈。不管怎样,幸运也好,冷酷也好,甚至残忍也好,他从此以后远离了凯——一位曾深深爱过他的女子。无疑,这成为艾森豪威尔心头永远的一个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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