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83)_彼得·琼斯

八三

　　§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1969年～1984年）

　　1969年以后，在中苏关系问题上，中国用类似处理同美国关系的方式，来处理与西欧国家的关系。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西方采取敌视态度之后，决定把西欧国家作为一种反苏力量和经济、技术合作的伙伴，来发展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追求促进欧洲的缓和，而且苏联也真心希望缓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近期目的是为了继续同中国抗衡。在两条战线上保持强大的防御力量，这给苏联的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且苏联领导人也为苏联可能会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敌对势力的进攻而担扰。

　　六十年代期间，苏联和法国是缓和的积极倡导者。当时，查理士·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苏法两国多次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发展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并在各个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协定。1969年10月，西德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举行大选，威利·布兰特当选为政府总理。尔后，西德也开始了类似上述的进程。七十年代期间，苏联进一步改善并保持了同西欧国家的关系，这导致了苏联普遍同这些国家扩大了贸易和技术交流。同时，西欧的紧张局势也有所降温。

　　中国同西欧的接触在开始时是十分有限的。例如，中国放松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欧洲国家的限制，并恢复了同西欧的直通电话联系。1972年3月13日，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在中断了22年之后（在这期间，两国只是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临时代办机构），中国同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份，并立即从台湾撤走了总领事馆。1972年10月11日，即西德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在访问北京期间，中国同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七十年代中期，中苏都发展了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苏联是通过经互会发展同欧洲共同体的关系的。从1974年至

　　1976年初，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举行了多次谈判，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1975年9月15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李连璧被任命为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大使。因而，中国成了向欧洲共同体委派官员的第二个共产党国家（另一个国家是南斯拉夫）。

　　《欧洲共同体》（由欧洲委员会伦敦办事处正式出版）评论道：“1969年，北京仍然生动地描绘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帝国主义矛盾的中心’和‘美国的阴谋’，但到了1971年，欧洲共同体在其扩大的边缘上，已经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因素。而对中国来说，中国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是——维护或抛弃两极世界（即由苏联和美国统治的两极世界）。”

　　1978年4月3日，中国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定了5年非特惠贸易协定。1977年至1978年，经互会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进一步举行谈判，尽管严重的障碍阻止这些联系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结果。

　　1979年1月16日，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发表声明指出，在不损害苏联提倡的缓和局势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希望同中国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国家互相猜疑，从这一点来说，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卡拉汉还提到英国向中国出售80架哈里喷气式战斗机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为购买重要的军事装备还同法国进行了磋商。1978年12月4日，中国同法国签订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贸易协定。

　　1979年1月24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证实，据早些时候报道，勃列日涅夫几次向卡拉汉提出个人警告，说英国向中国出售哈里喷气式战斗机将会严重地损害苏英关系。根据塔斯社的消息透露，苏联领导人指出，除了别的不说，“提供军事装备决非普通的贸易机构所能为之”。这样的贸易“不能不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出售军事装备使解决国际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这样做会逐渐破坏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基础。”据了解，法国和意大利也受到了同样的警告（这两个国家也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可能性）。

　　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华国锋访问了西欧四国，它们是：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在访问期间，华国锋多次尖锐地攻击苏联。10月6日，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四国之前，华国锋为西欧记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首先强调，中国并不反对缓和，但是却要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与扩张主义政策”。并说：“问题是霸权主义在向外扩张侵略，你想缓和也缓和不了。过去一年来，世界上，特别是中东、非洲、红海、海湾、南亚地区、印度支那的局势……我们一个是反对霸权主义，一个是提醒人们不要搞绥靖政策。”

　　在开始进行对法国的访问时，华国锋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举行了会谈（陪同华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黄华、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10月18日，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他谈了对苏关系的看法。

　　他说，尽管西方同苏联签订了一些有关文件，“也许这些协议、条约有某种作用”，但是，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采取扎扎实实的行动，对那些扩张侵略行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苏联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方面比西欧更占有优势。中国希望欧洲应该加强相互间的合作和增强防御能力。因为一个团结强大的欧洲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他坚持说，苏联一直把推动越南实现“大印支联邦”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以便把它在东南亚的军事部署同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军事部署联在一起，从而造成战略上的优势。

　　1979年10月21日至28日，在访问西德时，华表示支持德国的统一。他重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者的侵略和扩张。”在英国（华在那里停留至11月3日），华在讲话中攻击苏联的地方要比在访问的初期多。华称赞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说她“清楚地认识到战争危险的根源，并采取了有效的反对措施。”10月31日，他评论说，发展中英合作“会成为某些人不舒服的原因。”1979年11月1日，在英格兰银行总裁举行的午宴上，华再度指出：“某些人想谋求世界霸权”。

　　11月3日至6日，华国锋访问了意大利。访问期间，华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该党经常与苏联党发生争执）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会见了意大利总理弗朗西斯科·科斯哥。在访问意大利期间，或在西欧之行的各站，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四国签订了许多经济或其他协定。在多个场合，华清楚地表明，中国希望扩大同西欧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据11月2日华在英国作的评论认为：从政治上说，欧洲之行的目的并不是同西欧结成同盟，而是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1979年12月以后，东西方关系的气候恶化了（1979年12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定在西欧部署美国中程核导弹，苏联出兵阿富汗）。这种恶化的气候为中国增加同西欧的对话提供了有利的场所。与此同时，出于政治原因或者为了促进西欧国家或公司同中国发展贸易而进行竞争，中国对平衡它同美国和日本的联系也极感兴趣。

　　1984年5月30日至6月16日，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对西欧进行了访问。他访问了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在他动身前往西欧前夕，赵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始终“支持西欧为使西欧本身的强大而作的努力”。5月30日，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时，赵极力主张两个超级大国“都采取克制的态度，停止部署新的核武器，并进行认真谈判，为实现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作出各自应有的努力。”他还说，“一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中国同一个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欧洲之间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肯定将对缓和国际局势，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赵的整个西欧之行期间，中国与欧洲国家又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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