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75)_彼得·琼斯

七五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李提出了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应当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2）边界问题应在条约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3）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侵占的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归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4）签订中苏平等新条约并以此勘定边界线。（5）履行两国总理谅解，在中苏边界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取得全面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武装力量从中苏边界的一切争议地区（即根据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交换的地图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撤出或不再进入，脱离接触，并为此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

　　这篇文章是在美国国防部长亚历山大·黑格离开北京的当天发表的。黑格在北京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对美国的警告：中国试图同苏联改善关系（见第十章）。几天后，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告诉西德一个代表团说，中国希望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同苏联恢复谈判，但是，谈判必须涉及到苏军撤出中国边境地区、撤出阿富汗等问题。

　　1981年夏，在苏联同阿富汗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时，中苏又发生了新的摩擦。该条约承认，苏联对中苏边界领土有要求，同时，中国对这些地区也同样有领土要求。（详细情节可参见第十三章。）

　　§苏联的友好表示

　　（1981年9月～1982年3月）

　　1981年9月25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在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12月29日，一位中国官方发言人说，中国最近已答复了苏联的建议，并强调说，由于上次谈判没有取得成功，故在进行这次谈判之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据报道，1982年1月14日，莫斯科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副团长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抵达北京，同中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为期10天的秘密会谈。

　　1982年1月8日，李先念在接见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来访成员时说，在中苏边界地区，面积为80000到90000平方公里的地域属于两国有争议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已被苏联武装部队所占领。在未来的中苏谈判中，将会涉及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苏联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走武装部队等问题。李补充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赞成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是，“这种关系不是老子和儿子那样的关系。”

　　1982年2月1日，苏联政府再次提出建议，应恢复苏中边界谈判。但是，2月23日，苏联外交部发言人说，苏联并不打算同中国商谈“领土问题”。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反复强调，苏联政府主动提出了重新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建议。他又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苏联准备继续同中国就“存在的边界问题”、在边境地区“实行加强双方信任的可能性的措施”进行谈判。

　　尽管中苏两国的联系不断增加，但是，边界谈判从来没有正式恢复过。1982年到1984年，双方进行可能解决边界争端问题的谈判，则属于彻底改善中苏关系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见第十四章）。

　　§中蒙关系和蒙古坚定支持苏联

　　（1969～1984年）

　　由于蒙古处于中苏两国之间，因此，蒙古很容易就卷入了中苏论战，特别是卷入了两个大国的边界争论。自60年代初以来，蒙古一直同苏联保持着密切而且稳固的关系。但是，同中国的关系却淡漠了。根据1966年1月15日签订的《蒙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大量的苏联军队驻扎在中蒙边境地区，这成了影响中蒙关系的主要问题。

　　中苏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论战时，由于蒙古支持苏联，因而，在1964年，中蒙关系开始变得淡漠起来。1967年中期，中蒙两国关系达到了最低点。后来，中国教师被驱逐出乌兰巴托（蒙古首都），大批的中国人在北京的蒙古大使馆外示威，8月，蒙古大使馆遭到了围攻。但是，1971年8月20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抵达乌兰巴托；1971年12月14日，蒙古新任驻中国大使抵达北京，中蒙两国在同年就恢复了正常关系。

　　1978年初，中国政府把苏联从蒙古撤军作为中国同苏联交换解决边界问题的关键问题之一。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这一意见。同年3月9日，中国官方在答复苏联主动提出恢复两国边界谈判的建议时也提到了这一意见。4月12日，蒙古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声明说，苏联部队

　　是应蒙古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因为中国有“扩张主义野心”，只要“中国威胁”的存在，苏联部队将继续驻扎。

　　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向苏联提出苏联应从蒙古撤军的要求，从而使中蒙关系恶化起来了。两国的摩擦是由蒙古在1979年3月和6月驱逐华人引起的。当时蒙古指控华人犯有“预谋罪和组织罪”，犯有教唆、“贪污、种植鸦片和从事地下职业”等罪行。1979年12月初，蒙古人民革命党日报《真理报》声称，在蒙古的一部分华人（在蒙古的华人大约有7，000人）承认，为了在有信仰动摇的人群中煽动反对社会的民族情绪，他们根据北京的命令，在蒙古收集军事和经济情报。在乌兰巴托的汉语学校也受到了围攻。学校被认为是中国人灌输“沙文主义”的地方。学校校长被宣判犯有一系列严重的罪行。

　　1980年6月，一名中国外交官员被指控为间谍，被驱逐出乌兰巴托。1980年9月2日，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报道：6名中国侨民因有“非法活动”而被驱逐。这些非法活动包括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等等。

　　1981年5月26日，蒙古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了蒙古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报告特别提到在增强蒙古防御能力方面，苏联援助蒙古的重要性。报告一再声明，苏联军队是“应我们国家的请求”而驻扎蒙古的。

　　泽登巴尔评论说，蒙古同中国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歪曲了社会主义原则，野蛮地违背了两国政府相互关系的准则，并且用大霸权主义的政策与行动取代这些准则，用威胁和命令来取代这些准则”。他指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站到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一边去了。”他又补充说，蒙古将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做法的不妥协的斗争”，因为中国的做法“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威胁”。

　　1982年6月、1983年3月至6月，蒙古又发生了进一步强行驱逐华人的事件。当时，按照蒙古政府的说法，蒙古政府要求“一部分华人”从乌兰巴托（大部分华人在此地居住）迁移到蒙古北部的农场去。据1983年8月报道，经蒙古政府与中国政府磋商后，蒙古政府驱逐华人的事件有所减少。但是，据中国方面的消息透露，9月份，平均每天至少仍有100名华侨被驱逐。蒙古外交部长曼加林·杜哥苏伦在一个声明中指出，目前，在蒙古仅仅有200至300名中国侨民干活，这些侨民担心整个华人团体会全部被驱逐。

　　据来自外交方面的消息透露，驱逐华人是蒙古政府企图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二阶段谈判施加影响（见第十四章），同时，蒙古的这种做法与反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从蒙古撤军有关。

　　1983年5月，蒙古《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抨击中国的这种要求是“大肆叫嚣要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一个行动，是在解决中苏边界争端问题上的一种企图。在这些行动和企图的背后，中国的做法直接损害了蒙古人民的根本利益。”文章宣称，苏联军队驻扎蒙古是暂时的，是应蒙古政府的请求而驻扎的。文章重申，由于中国鼓吹扩张主义政策，蒙古人民对此有长期的忧虑。据报道，1983年8月，杜哥苏伦说，中国长期地企图破坏蒙古独立，企图吞并蒙古。他宣称，“据一些消息透露，几乎一半的（中国）军队已集结在中蒙边境地区。”从1983年2月15日到3月15日，蒙古政府提出了传统性的、大量的防务工作的任务，同时，又发动了“响应元帅（国家元首泽登巴尔）在报告中提出号召的运动”。蒙古政府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提高蒙古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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