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49)_彼得·琼斯

四九

　　“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

　　“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

　　“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属加工厂。’……”

　　“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1970年5月18日，《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

　　“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国对柬埔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

　　1970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

　　（1970年9月～10月）

　　1970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9月16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10月10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11月22日抵达莫斯科。在1967年，由文化革命所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197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11月7日俄国革命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

　　（1971年3月）

　　1971年3月31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1969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件的地步……”

　　“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1969年9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一方的建设性立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

　　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里，又批评了中国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恰恰是最乐意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倾向上，特别是以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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