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41)_彼得·琼斯

四一

　　（1）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性。……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泽东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支持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3）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1967年3月11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解雇了抗议1月25日莫

　　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3月18日，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大使馆的反苏活动。3月25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且评论说：“在周恩来2月11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

　　（1967年2月～5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1967年2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1967年2月16日《真理报》上的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意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苏政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反对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后不久，纯粹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通过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军事和官僚专政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北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水平的斗争说成是‘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路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毛泽东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领导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部队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的突击部队①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切进行辩护，并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毛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集团也毫不例外。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系。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一点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的遥远……

　　〔①此处指红卫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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