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26)_彼得·琼斯

二六

　　关于技术援助问题。信中继续指出：“在苏共领导片面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郑重表示，愿意挽留苏联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但是，你们却不顾我们的反对……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件，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学研究项目被迫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止，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现在，你们又提出向中国派遣专家的问题。坦白地说，中国人民信不过你们。……”信中进而讽刺地说道：“我们很关切苏联现在的经济情况。如果你们觉得需要中国派专家在某些方面给你们以帮助的话，我们将乐于这样做。”

　　关于中苏贸易问题。信中继续指出：“近几年来中苏之间贸易额缩减的真正原因，你们应当是最清楚的。这正是你们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结果。你们突然撤走在中国帮助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打乱了我国许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直接影响着我们进口成套设备的需要。试问，在这种情况下，难道硬要我们买下这些东西搁在那里作为摆设品吗？……“何况，你们从1960年起，……在两国经济和贸易谈判中故意刁难、拖延或拒绝供应中国需要的重要物资。我们不需要的或者不十分需要的物资，你们就大量地给我们；我们很需要物资，你们就卡住不给或者很少给我们。……1959年到1961年，我们连续三年遭到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不能像往常那样向你们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这是不可抗御的因素所造成的。……你们经常攻击我们‘单干’，而吹嘘你

　　们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国际分工的。但是，你们在这方面的实际行动，究竟是什么呢？……你们欺负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反对他们实行工业化，力图迫使它们永远处于农业国的地位，成为你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你们欺负工业化较发达的兄弟国家，硬要它们放弃传统产品的生产，变成替你们某些工业部门服务的附属工厂……

　　“我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必须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加以改造，使这个苏共领导一手把持的组织，改变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自愿参加的，真正平等互利的组织。我们的这个意见，希望能够从你们那里得到积极的反应。”

　　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中国党的信件指责苏联共产党在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攻击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公开论战。信件继续指出：“你们是做了一件坏事。你们给各国兄弟党造成了困难，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帮忙。现在，公开大论战已经全面展开了，真理越辩越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信件坚持认为，苏联报刊从1963年7月15日至10月底就发表了近200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1963年11月29日来信以后，这些反华文章和材料也没有停止过。信中继续说：“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发表了七篇答复你们的公开信〔1963年7月14日的信件——作者注〕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在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中提出来的问题还没有答复。”中国共产党的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停止公开论战，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和多边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收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

　　（二）“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积极支持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我们愿意同其他兄弟党一起，尽一切努力，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

　　（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我们建议，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四）“我们提议，在中苏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古巴、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印尼、日本、意大利、法国十七个国家的兄弟党代表会议，以便为各国兄弟党代表大会作进一步的准备。”

　　1964年3月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答复中共1964年2月27日和29日的信件中，提出了1964年秋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的反提案。苏共中央的信件说“你们有意拖延对我们信件的〔1963年11月29日的信件——作者注〕正式答复，实际上，你们是用加剧论战、加紧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进一步诽谤苏共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来回答了我们的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把我们致其他兄弟党的信件寄给你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就这些问题给你们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苏联共产党的信件否定了中国指责苏共是以“老子党”自居。它说：“我们不能不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所以采取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早在斯大林在世时，这种角色就已经过时了，尽管他也采取过类似的立场。……现在，局势已经不是1919年那样了，列宁已经不在了，而且活着的人中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只能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集体地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而有的并且应该有的则是具有集体智慧的平等的兄弟党的大家庭……”

　　苏联共产党的信并没有企图答复中国党2月29日的信件中所包含的指责，而是集中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信件指出：“我们确认：中共中央在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和耽搁之后，同意了我们的关于必须继续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然后再筹备和召开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同时，我们无法理解，你们把实行这些业已完全成熟了的措施拖延这么久的动机是什么。……拖延苏中两党代表双边会谈，更是无法解释的。……你们建议在1964年10月才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议，这实际上意味着推迟兄弟党会议，至少推迟一年……”

　　信中否定了中国党提出的召开17个党的代表参加的筹备会议的建议，并且认为由曾经共同准备了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26个党（即：中国党信中提出的17党，再加上锡兰、英国、芬兰、阿根廷、巴西、叙利亚、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党）的代表参加筹备会议。信件在结束时提出了下列建议：

　　“一、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中苏两党代表的会谈。”

　　“二、26个兄弟党代表的筹备会议，在1964年6、7月份召开。”

　　“三、同兄弟党协商于1964年秋举行国际会议。”

　　最后，苏联党的信声称：“苏共中央着重指出，为了实现所有这些措施，必须停止公开论战，必须放弃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任何破坏、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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