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3)_彼得·琼斯

一三

　　◎第四章　论战的加剧

　　（1962年～1963年）

　　1962年秋的三件大事——苏联与南斯拉夫友好关系的重新建立、古巴危机和中印战争——导致了中苏双方论战的重新开始。在这次论战中，双方很快地抛弃了他们的攻击是针对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伪装。

　　§苏联与南斯拉夫恢复友好关系

　　（1962年5月～10月）

　　在访问保加利亚期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2年5月16日瓦尔纳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苏联必须全力以赴地与南斯拉夫合作并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加强其社会主义地位。此后，反南斯拉夫的论战在苏联新闻界销声匿迹了。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时担任国家元首职务）于1962年9月24日至10月4日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时，他指出，苏联对南斯拉夫的

　　政策是建立在赫鲁晓夫瓦尔纳讲话所规定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激起了反南斯拉夫宣传的加剧。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激烈攻击“铁托集团”的声明。声明宣称：“铁托集团在背叛共产主义事业和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方面变得更加卑鄙”。伴随着与苏联意识形态论战的加剧，1966年至1968年在中国暴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古巴危机

　　（1962年10月）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声明，美国政府掌握着苏联设置在古巴的、能够把核导弹发射到美国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导弹基地的确凿证据，在导弹基地由联合国监督之下撤离之前，“将对所有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设备的船只进行严格的检查”。当肯尼迪总统于10月27日保证美国将不会入侵古巴，作为报答，赫鲁晓夫在第二天同意拆除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时，古巴危机结束了。中国政府通过组织大规模的反美示威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的这种妥协。10月29日，由北京的示威者发给古巴政府的一份电报宣称：“6亿5千万中国人民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可靠、最忠诚的战友，永远和古巴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与中印战争

　　（1962年10月～11月）

　　苏联向印度空军提供苏制米格式战斗机和特许在印度建立一座制造这种飞机的工厂的协定，于1962年夏签订。虽然，苏联的第一批战斗机直到1963年2月11日，中印战争结束后才抵达印度，但是，由于中国与印度的紧张关系，该协定极大地触怒了中国。

　　1962年10月20日，中印军队之间的战斗在印度的东北边界和拉达克地区爆发了。在东北边界地区，中国军队向南推进了100多英里，威胁着阿萨姆平原；但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没有越过声称为中国领土的边界线。1962年11月21日，中国人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撤回了军队。

　　苏联政府对这一事件采取了缄默的态度，对任何一方都不表示明显的支持。11月5日《真理报》呼吁中印之间“无条件”地停火和立即进行谈判。

　　§1962年的共产党会议

　　（1962年11月～12月）

　　1962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大会进展的情况，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危机的加深。在11月5日至14日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托多尔·日夫科夫（党的第一书记）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谴责。在言词上也明显地有意指责中国人。

　　他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无所不为，他们捏造弥天大谎，并把它们散布于全世界。……他们宣布几乎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都因当代或现代修正主义而陷于困境。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宗派活动和冒险行为以及虚伪的分裂活动保持沉默，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严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上述最后一句话他故意引用了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讲话。

　　中国代表团和欧洲各党代表团之间的争论发生在11月20日至24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但是，亚诺什·卡达尔（党的第一书记）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他向中国代表团呼吁考虑他们在大会上发表的观点，正象他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匈牙利党将重视中国党的观点。然而，在12月2日至8日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当意大利党的领导人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指出：“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党不需要指桑骂槐”时，争论至少公开化了。

　　意大利党的总书记帕米尔罗·陶里亚蒂强调指出，核战争将意味着文明的毁灭，古巴危机期间苏联的政策捍卫了古巴的独立。他谴责中印武装冲突是“没有道理的和荒唐的”；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诬蔑和攻击行径”和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保持了不可容忍的团结”表示痛惜。他还警告中国代表团，“当你们说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就没有人相信你说的其余一切了”。同样的问题在1962年12月4日至8日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党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公开地争论。中国代表团向代表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建议召开“一次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协商会议”，来讨论他们之间存在的分歧。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