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9)_彼得·琼斯

九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1960年～1962年）

　　1960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1962年底以前，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攻击苏联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1961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在论战的初期阶段，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1）中国人否定了赫鲁晓夫下述“天真的幻想”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可能的。一些西方政治家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否定阶级斗争，而且包括“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

　　（2）关于支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争论。苏联共产党强调，核战争将证明对有关各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是同等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3）在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中，考虑到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苏联表现得比中国较为谨慎。例如：1958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立即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直到1960年才给予了承认，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法国关系的复杂化。

　　（4）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坚持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以此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理论的一个实例就是1945年斯大林曾经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1960年8月26日强调，不为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压行动”，构成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宗派主义形式”。谴责那种“输出革命”和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那些内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的观点。8月30日，北京《人民日报》在答复中声称：“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看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阶级观点。”

　　（5）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共产主义政党有可能通过非暴力革命的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持怀疑的态度。

　　（6）苏联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例如，在与印度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7）中国人不支持苏联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的资料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使自己在中国成为了同样的个人崇拜的中心。

　　（8）中国人谴责苏联共产党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例如：1956年苏联共产党事先不与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商量而谴责斯大林；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理论。苏联共产党则指责中国人用“分裂主义”活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来进行报复。

　　（9）苏联共产党坚持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工业化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理论，并把中国人的人民公社运动（见上述）看作是一种“超越一定历史阶段”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家认为，农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基础”。

　　（10）苏联新闻界日益强调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1957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一主张。

　　§论战的开始

　　（1960年4月～6月）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杂志于1960年4月16日在第一篇位置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该文章强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它在承认和平共处原则和坚持共产党人必须尽力避免一场大论战的同时，坚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它否定关于核战争将毁灭文明的观点，并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着自己真正美好的未来”。这篇文章还区分了由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只会促进革命的发展。这些文章在引用列宁所支持的关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提倡应当“坚定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苏联发言人立即对这一挑战作出了答复。奥托·库西宁（苏共主席团成员）在1960年4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区里”存在着“一种分裂”，但是，“在与和平的强硬敌人并存的地方，出现了思想清醒的政治家，他们认为，以新的大规模破坏手段进行的战争将是疯狂的。”他进而批评了那些固执己见地坚持帝国主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批评了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这种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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