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3)_林成西

三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了叛徒。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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