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西藏(82)_马丽华

八二

　　但据我的经验，此类推算，包括有关民间的一切的说法，弹性和水分都很可观，要搞清这一求婚方式的缘起，非要精心梳理有关传说的这团乱麻不可。或许从前就有人作过记载而我们无所知；也许出于民间某人创造性的举动，别人纷纷效仿，宗政府因势利导；也许与这些推想毫无瓜葛。这一风俗由普兰而起，曾蔓延到相邻县份，据说噶尔县就有站门口的。不过到文革时大约被作为“四旧”之类给革除了。巴桑不无遗憾地说，夫妻分居很不好，却延续了下来；求亲方式很好，却没有继承。

　　对这种类似游戏的求亲方式既感好奇，又心存疑惑——你是个穷汉，可以去站大户人家的门口吗？小伙子小姑娘从未见过面，女孩子自己会同意吗？我得到的答复是不必操心，此地历来讲门当户对，站门口之先就已咨询停当，包括对方家产地位、是否五七代近亲等（据说自治区曾规定三代之后可通婚，此地百姓认为不可，应在五、七代之后，此意见据称已上报自治区）。很少出现尴尬场面。至于女孩子同不同意则无关紧要：女孩子是盘子里的水，迟早都要泼出去。

　　科加的男子们都说这一风俗好，可惜未来得及采访妇女们。使我略感宽慰的是，这一习俗即使在当地死灰复燃（不是没可能），也难以推广到外部世界去：现代女性不会接受这种掷骰子式的婚姻。

　　科加一带旧时还有一句老话：家里没佣人，女儿当尼姑去；家里没有官，儿子当僧人去。所以从前僧人尼姑就多；女儿出家，通常只在寺院里注个册，实际上是住家的家庭尼姑。好处在于不支差税，无人求婚，可以为家庭劳碌一生；儿子当僧人，名声与地位都提高则不待说了。但是家庭尼姑要是有了私生子，就得去寺院交钱交粮作为除名的手续费，于名于利都不好。

　　站门口求亲一般在秋收过后的农闲时节。待感动了上帝，就立即敲定当年冬季迎娶的吉日，筹办婚礼。普兰婚礼的排场、婚礼歌的宏富在西藏也属首屈一指，已有西藏文化厅系统、文联系统的两套班子分别采集整理过，那阵势有如王公贵族婚嫁。①

　　但那仅限于大户人家。贫穷百姓则一切从简，简到连夫妻家庭都被省略。

　　普兰农区夫妻分居的方式比较普遍，其历史显然要比站门口的求亲方式古老得多。源远且流长，至今犹未消失。前乡长欧珠大体匡算了一下，科加村七十六户人家，倒有三十户分居着。谁也讲不清楚这一习俗源自何时，还将持续多久。欧珠的祖父母以及父母这两代人都是夫妻分居了一辈子。欧珠不是科加人，婚后本也分居的，待母亲故去，加之妻子家只有姐妹俩，方才搬到一起。小姨子卓玛央宗和她的丈夫尼玛结婚多年，同住一村却一直分居，一双儿女在母亲家长大。我们在科加期间，卓玛央宗十五岁的儿子要去内地的咸阳民族学院读书了，父亲尼玛来送他，给了儿子一套衣服，一些糖果和一些钱。

　　这种婚姻方式并非普遍适用于一切人家。从前大户人家为了骨系的承袭、财产和劳力的集中，是要接媳妇进门的。比较贫困的人家则只要两厢情愿，男人住到女人家一段时间就算成亲了。然后男人仍回自家。只是逢年节、遇农忙或某些寻常日子里要走动一下，帮忙做些活儿，农活和针线活。等添了儿女皆大欢喜，以后做父亲的就常来看望孩子，并为孩子缝制衣服鞋子。孩子长大后，经协商父亲可以带走孩子。直到八十年代初、中期，普兰一带才陆续地实施婚姻法。此前只由传统观念、乡规民俗起制约作用。以往百姓们的婚姻虽无文字契约，一旦确定了关系，双方便都承担了相应的道义责任。男人只能去一家。如发现不忠实行为，女方家有权责以皮鞭或罚款。女人若有同样行为，也将受责罚。

　　除了同村分居者，也有与上面冈孜、下面谢尔瓦结亲的，最远的在二十多公里以外。生活的不便可以想见。就此我们询问过许多当事者和旁观者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利弊的看法。回答是众口一辞：有百弊而无一利——不利于夫妻感情，不利于培养孩子，父亲得不到孩子应有的尊重，女方生活负担过于繁重……总之家庭不家庭，夫妻不夫妻，将就了一辈子又一辈子。

　　老贡嘎说，节庆期间的传统歌舞，本来该夫妻对跳的成了兄妹对跳；跳到后半夜散场了，想起应该到冈孜、到谢尔瓦看老婆，醉醺醺地赶夜路，醉倒在雪地上一觉到天明……

　　欧珠除了养育自己的子女，还额外培养了妻妹的一双子女。欧珠说，他们当父亲的倒轻松，女方家可就困难了。这不，孩子长大了要跟父亲走，还要分去自家一份财产……欧珠的妹夫尼玛则有苦难言，他也没感到自己这辈子因此就轻松了。

　　巴桑从尼泊尔回国定居时带回了媳妇次桑珠，政府拨给他三千元钱盖房子。现在他们有了二男二女四个孩子，住宅像一座小庄园。他和两个弟弟一起合买了一台东风车，由弟弟开车。这两个弟弟都是婚后分居者，其中一个弟媳在冈孜。兄弟家庭形式的不同使实际生活状况对比鲜明，别如天壤。巴桑现身说法，猛烈抨击不知为何仍然延续下来的陋习：“其他地方的人，包括尼泊尔所有的人，没有不笑话的，说替别人养了一大堆孩子。”

　　这种习俗在西藏其它农区是不存在的，在近邻的尼泊尔同民族地区也不存在，科加人只知道普兰的赤德、多油、吉让等几个乡较普遍存在这种现象。科加人解释原因说，一是出于经济原因。古已有之的婚俗要花费大量钱财。不仅婚礼为时数日耗资巨大往往债台高筑，另一笔开支也不可忽视：男方要向女方家付奶钱，三、四百个卢比，多达七百卢比。而一般人家日常仅有几个卢比（此地以前通用印度卢比而不常用藏币及其它货币）。穷人家拿不起，只有因陋就简：既不举行婚礼，也不付奶钱就接出娘家。

　　除经济原因，还有人际方面的原因。此地一般家庭中多由女儿掌权，娶嫂、弟媳进门再生养孩子，势必人多事多，容易造成家庭不和甚至分家。在一般人观念中，娶媳妇进门，难以处理好姑嫂、婆媳关系；因此而分家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所以这类家庭中人们维持的是一种血亲关系，舅舅充当培养者和监护人角色。即使夫妻感情好，想把媳妇接回家，出于以上担心，连提都不敢提。

　　也许还有其它原因，我们未深入，人家不便说——并非一切都可以向陌生人叙说。热心的被访者也总是对某些敏感话题守口如瓶。偶或提及村中几户复婚制（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家庭，也不肯细述详情。至于婚姻之外的恋爱种种，更是讳莫如深。秘而未宣的科加的另一些层面的窥知，尚需时间、心血和情感的大量投入。人类学家们须长年生活于他的田野考察基地，是狡猾，也是无奈。我们知难而退。且让我做个科加表层生活的介绍者。有关科加的深层生活及精神世界的揭示，且待未来的学者们艰苦深入的工作。

　　婚后分居方式还有延续趋势，村民们列举了几对年轻夫妇的分居家庭。但也有相反的例子。四十九岁的齐美欧珠和四十七岁的曲格玛，两个女儿都长成半大姑娘了。这对夫妻是少见的感情好的一对，分开过了二十多年，终于下决心从各自的家庭迁出来，组成一个新家。我们在科加时，他们正在筹备盖新房子。村民们对这类事听其自然，并无异议。

　　还有人列举了其它原因。例如说，公社化鼓励了分居方式，因为户口和土地问题。目前虽然分田到户实行承包，但巴桑在冈孜的弟媳就因带不来土地而无法搬来科加。我以为这不成其为理由，因为全西藏都曾公社化，都曾承包到户了。至于经济方面的原因，现在看来并不突出，明显富裕起来的农牧民大都想恢复婚礼习俗，愿意排场。我以为也许关键在于血亲观念，在于与此并行、互为因果的另一些传统，例如妇女掌家主财等。

　　社会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女权问题似乎作为标志之一。我却感觉今日乃至明日西藏都不会强调这个问题。因为西藏妇女的能干确立了她的家庭及社会地位。相比较藏区四邻重男轻女的儒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等，藏传佛教从未要求妇女为亡夫殉葬，也不会要求妇女束胸裹足，佩戴面纱。相反，本土宗教中的女性神只倒不少，威猛的班丹拉姆就是女护法神。还有度母、卓玛、空行母、瑜加女等神女，还有女性活佛。藏族历史上虽无女王，但藏族社会有一句谚语则是：“我是整个部落的头人，我的妻子是我的头人。”

　　普兰、科加一带的妇女掌家的现象是否西藏妇女地位比较极端的典型。

　　正是由于这些基本恒定虽然时常发生创新、断裂、修改、渐变的传统支撑起人类生活的脉络，形成着不同人群的生存外貌。至于内心世界，我发现了促成科加人心理平衡之点——其实并非新发现，支持西藏人精神平和心绪稳定的皆与此相关，科加村只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和典型化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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