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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旺堆次仁详详细细描述了那个独立王国的那如乡。那如乡仅有八百人。那里有冰川、森林、雪山、湖泊、农田、牧场,冰凌流苏垂挂的溶洞里,回声巨大而恐怖,湖中鱼奇形怪状五颜六色谁也不敢吃。那里的野兽有獐子、猴子、雪豹、猞猁、石羊、雪猪、水獭,马鸡纷纷落在农家院里,坐在房里不出门,便可打到马鸡。那如地方一年中只有八月份进得去。旺堆次仁于一九五七年随首批工作组进去搞民主改革时,那里还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开会时有东西一起吃,不分你我,只要吃饱就行,生活很简陋。大人穿自家织的粗氆氇,小孩不穿衣服,最富的牧主土巴曲丹头人只有四百头牲畜,而其余家产一无所有。家中用木头当板凳,毫无装饰品。这里没有文化也没有教养,不知礼貌为何物,见了陌生人从头到脚端详一遍,然后毫无表情地走开;汁数用念珠、骰子或石头,摆到第十个时便用一节木头作标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在西藏,越是海拔低、气候好的地方,越是原始落后。

  东四县盛产虫草。虫草是一种名贵中药,补中益气,有润肺功能。据说在东南亚一带国家里,人们异常推崇虫草的药用和滋补价值。虫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小怪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植物合体的生物。它生长全过程需时五年:前三年它是虫,共蜕十多层皮长成成虫;第四年,与一种真菌结合,成为菌体,第五年生出草来。挖掘的虫草,虫体已经僵直,在“虫”脑袋上伸展出一根草茎。虫体上的肢节和足腕清清楚楚。食用方法是“虫草鸭子贝母鸡”,炖鸭子。属国家统购药材。收购价年年看涨,从几十元一斤直涨到上千元。就这样,北面狡猾的青海商人仍然乘虚而入来这儿收买虫草。每到收虫草季节,那些私商就背上糖块和回力球鞋来换虫草,拿几块糖就向牧童换一根。那些私商心眼儿多得很,第二年的虫草预先就订好数量,并把钱预支给了牧民家。这些人通本地藏语,又能吃苦,作虫草买卖他们赚了大钱。当地政府无法控制他们。

  每一回虫草季每家牧民至少能挖十几斤,多到几十斤。经济收入很可观。只有虔诚的宗教信徒不去发这财,只因虫草是神山的肠子。在那曲听次仁玉珠讲,一位百姓在比如的一座山上挖到一根两尺长的虫草,害怕得不行,又赶紧埋回去了。她说有机会去比如,一定要验证这个传说,要找到这根虫草。这也说不准,东部山林中有人发现过比洗衣盆还要大的猴头菇呢。

  从比如返回那曲的路上,万里长天浓云密布,直压到积雪的峰顶。已进入严冬,前几天下的雪也在路面结成坚硬的冰壳。丰田越野车小心翼翼地行驶,缓缓爬上一个高坡。正前方,出现了几个磕长头的人。他们去拉萨朝圣。大约是昌都一带人。几千里路就是用身体一点点地丈量过去:合掌举过头顶,降至鼻尖、胸口,身体迅速前扑,双臂前伸着地,划一记号,起身,跨两步到记号处,再重复以上动作。这些人里中老年男人居多,皮袄外一般再套一件帆布长围裙,手戴皮套或木板。不论烈日当空还是风雪弥漫,他们都这样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我们来比如的路上就发现了这群朝圣者,当我们离开比如时又发现了他们。此后我返回了拉萨,接着又飞往北京。在北京舒适的宾馆大厦里我突然想到了这群人,他们肯定还在藏北冬季的风雪中,蠕动在通往圣地拉萨的山道上。

  近几年来,来拉萨朝圣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尤其东部人,几个小伙伴一商量,扔下正在放牧着的牛羊就走了。当然这带有旅游性质。朋友嘉措曾问起几位昌都姑娘,干吗一路乞讨去朝圣,她们回答说,在她们家乡,没去拉萨朝圣的姑娘被人瞧不起,嫁都嫁不出去。

  末一次去西部草原之前的两个月,我去了嘉黎一趟。这是唯一的一次只具有消遣观光性质的旅游,甚至连工作笔记都没带。

  山顶雨雾迷蒙,山坡阔叶林带红黄驳杂,山脚是轰然东去的翠绿的江水。细雨霏霏的嘉黎的秋季,湿漉漉的,清爽爽的。鸟声脆响在山水林木间。在鸟鸣和涛声里,我沿着湮湿的岩石小道去野贡藏布江边拎水。

  此番嘉黎之行有大队人马,老同学雨初也旧地重游。十多年前初进藏,他便同我的两位山东老乡袁杰、大老李一道分配在嘉黎。所以嘉黎对于我也格外亲切。我听见它在絮絮讲述当年那群毛头小子的罗曼史和恶作剧,那些令年轻的心为之喜悦、悲伤和愤懑的往事。当年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今天听来也都感觉那样珍贵和美好。

  嘉黎县城为群山所包围,那些山高峻而美丽。尤其县城背后的山,无论形状色彩都可入诗入画。只可惜有地质队勘察过,断定迟早将发生泥石流滑坡。县城决定搬迁。新城址有两个方案,这群搞勘测的、搞水电的、管财物的以及已卸任的老地委书记、新上任的行署副专员,就是来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由于县里再三坚持将县城搬回老嘉黎——原嘉黎宗政府所在地,今设一区公所——所以一行十七人又冒着秋季的雨雪浩浩荡荡开赴老嘉黎。

  走过大片令人恼火的沼泽草滩,走过一段危石累累的山道,久久地穿行在狭长的桑穹山沟草原上。桑穹山沟的尽头有大片民房,那便是老嘉黎了。

  这是个久为人知的地方。不仅由于它是西藏历史上一些重大战役的古战场,也更由于它是明清以来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常有商旅、官差过往。清政府在平息准噶尔蒙古之乱后,曾派绿营官兵常驻嘉黎。听说清末民初有五十名汉族兵丁,因改朝换代断了归路,便在此地娶妻生子,与这方土地同化了。至今人们还能说出谁谁的先辈是汉人,但这些汉人的后代早已对汉民族祖先感觉茫然,而且汉族血统也代复一代地淡薄了。

  西藏的喇嘛寺大都建在山顶,为了显示佛伦之尊,以悲悯下世。拉里寺就雄踞高高尖尖的拉坚山顶。五百年香火新近断了二十年,近几年才又死灰复燃。拉里寺隶属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管辖,按编制应有一百五十位僧人。不仅邻近几县,连青海、昌都的信徒们都磕着等身长头前来膜拜它。拉里寺正在修复中。作为经堂之柱的巨大木料是依靠人力从陡峭的山道运上去的。人们无偿地贡献着劳力和财力,虽苦犹乐,这是源于信仰的力量。

  听说拉里山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加拉公寺。加拉公——直译为汉神庙,正是汉族地区的关帝庙,供奉着汉族武将关云长。想来一定是汉族将士们在此修建的。一位红衣喇嘛介绍说,在朝圣的香客心目中,加拉公与拉里寺同样神圣,对关云长和释迦牟尼同样敬畏。他们具有同样的法力,没必要厚此薄彼。于是便供奉同样的布施,跪拜同样的大礼。当年管理加拉公寺庙的是一位汉族孤老太太,取了藏名叫扎西卓玛。至于她怎样到了这里,她的身世和经历,今天没有谁能讲得清楚。只听说她仅有的儿子流浪到林芝再也没回来,还听说她能腌一手好泡菜,大约四川人氏了。五十年代解放军工作组在此开辟工作的时候,她来认乡亲讨饭吃,捧来过一坛酸菜。

  如今这个关帝庙连一块石头也没留下,毁于“文革”,没听说有修复的希望。加拉公,仅仅留在老嘉黎的口碑中,为后来的旅人提供一片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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