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101)

一〇一

　　§天安门的花圈

　　3月19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花圈，是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献的。接着第二个、第三个……

　　全国人民想到党和国家前途，想到险恶的政治形势和被“四人帮”拖垮的国民经济，更加怀念周总理。人们佩着白花，缠着黑纱，抬着花圈，川流不息地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们呼唤着总理的名字，泪如雨下。有人在总理的遗像前插上几支梅花，有人摆上了一大盆万年青，有人在纪念碑下放了一盆水、一杯土，人民时刻想念着骨灰撒满祖国山山水水的总理。

　　人们把胸前的白花取下来，系在纪念碑周围的柏墙上，用小纸条、小布条写上心里话：“敬爱的周总理，您回来吧，我们日夜想念您！”

　　花圈在增多，花圈在增大，挽联上全是感人至深的词句：“一生奋斗，为中华新颜；灰撒江河，换大地常春。”“九州埋忠骨，大地生辉，总理精神永驻；八亿仰英灵，民心承露，斯人浩气长存。”

　　条幅、挽联难于充分表达内心的感情，纪念碑前出现了诗词、悼文。

　　§“联合指挥部”

　　3月24日，北京市公安局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从3月19日以来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汇总上报。

　　3月30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

　　3月31日，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小字报、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便衣”观察动态，记录小字报和诗词。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在公安局会议上说：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还说：“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当前势态，认为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欺骗了不明真相的人，干扰破坏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故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的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动向。这个动向值得注意。会议认为，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发一文，说明所谓“遗嘱”之类纯属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

　　4月2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〇九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十分引人注目。

　　北京市各个单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

　　这时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成立了。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3000人和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镇压群众。姚文元对鲁瑛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又在打给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下午，刘传新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具体镇压群众措施。

　　4月3日，凌晨4点40分，王洪文到了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看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及悼词。回去后，他打电话给公安部的亲信说；“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这天下着小雨。纪念碑上已堆满花圈，但冒雨送花圈的队伍仍陆续不断。花圈在广场上扩展。参加悼念的人有几十万。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一个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打豺狼。”署名“北京西郊烟灰制品厂部分同志”。纪念碑第二层台阶的西北侧贴出了一张《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的大字报。许多群众当即表示支持并自动献款。国务院政工小组向国务院所属部门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到天安门送花圈。姚文元看了《人民日报》编写的《情况汇编》后，把群众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他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晚上，花圈比白天增加了几倍。9时半，广场中央聚集几千人，反复朗诵着清华大学几个工农兵学员写的一篇悼词《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有人还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于是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场面。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后，被“便衣”人员跟踪，晚10点多钟，在骑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捕。到此，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达26人。

　　4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花圈摆满了广场。这一天到广场的人数达200万人次，秩序井然。上午7时，某仪器厂职工，分四列纵队，共275排抬着34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3000多名职工的队伍，也从东单开进广场。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运到广场。上午11时，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

　　“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徒亲自到广场部署“取证”侦察。

　　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纪念碑东侧接连贴出《清明节呐喊》、《叫人怎么办？》等诗词。用“三人十只眼”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问题。有人说：“在纪念碑前送花圈2073个，有1400多个单位，……诗词、悼词、小字报，有48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像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人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弄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会议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反击；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

　　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决议，这个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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