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91)

九一

　　大跃进开始后，中央决定中央高级党校不开课，教学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别下放到城市工厂和农村社队去参加大跃进。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干部，下放到号称“千斤”省的河南。

　　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工作都居全国第一，“千斤省”就是全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斤的意思。

　　1959年1月，杨献珍带领几名干部到河南去看望下放在那里的党校同志，在郑州小住几日，许多老同志来看望他，言谈中，他了解到河南的部分真实情况，谈到下边弄虚作假，粮食不够吃，许多人营养不足，出现了浮肿病，甚至还有饿死人的情况，令杨献珍震惊不已。他又从河南省委代表大会的简报中看到了这样的话：“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等于群众脸上无光……”一连串的不虚报就不能如何如何，结论当然是要搞大跃进必须虚报。众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反映到杨献珍这里，他大为吃惊：搞唯心主义直接“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

　　这一切引起了杨献珍的忧虑和思索。事实使他看清了叫嚣正狂的康生的嘴脸，面对着破坏自然法则和经济法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终日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人民的疾苦、革命事业再次占据他全部的心灵，他决意舍得一身剐，豁出去了。

　　6月12日，杨献珍接见河南省党校参观团与抚顺市委党校校长，他应邀向同行们作了讲话，即席谈了他在河南看到的弄虚作假的情况，想用此引以为戒，这就是那篇著名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一语揭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了，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这些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是唯物主义吧！”

　　“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丰收，放假卫星，把几十亩水稻田移植在一亩专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晚上再移新的，像这样的卫星，还是不放的好。

　　某地的三关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炼钢铁时提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在几年内要实现‘三超’的思想基础，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

　　“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来的。不能虚报受奖，说实话的插‘黑旗’，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种黑旗比弄虚作假的‘红旗’还好得多……”

　　一个个令人痛心的事实，第一次从他的口中诉之于众，“有的指标是亩产一百二十万斤，其措施是：一是密植，二是施特殊肥料——狗肉汤。他们打死七十多条狗，煮成狗肉汤浇在地里，因下种太密割掉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最后连四分之一也割掉了：颗粒未收。社员们哭丧着脸，讽刺地说：‘哎呀，我的狗哇。’”“有人写诗，口号是‘超杜甫’。有个工人把机器开动后，到一边写诗去了，结果出了事故，工厂着火了，损失七十万元，这诗真是超杜甫了”。

　　“听说部队有个团，提个口号是人人写诗，争作‘万首团’。营又提出当‘万首营’，连也提出当‘万首连’，排也争当‘万首排’，班也争当‘万首班’，人也争当‘万首人’，还说要争取超额完成任务，有个战士写了一天一夜，写得站不起来，要人从两边架着才能站起来。”

　　“‘速成风’其实就是浮夸风，什么‘三天扫除文盲’，为了应付检查，只好把一些知识分子借去充数。有个地方设了3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课程’，‘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这一年真是天才丰收年！还有人主张‘高级党校最好是七天一期，最多半月’。真要照此办理，西藏的学员来到北京就该回去了。”

　　“‘共产风’的共产主义，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他一时间道出千百万沉默心灵的呼声——

　　“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不如，叫花子还有条打狗棍嘛！”

　　他大声疾呼：“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

　　这样的人，不克服说谎的行为，就是念上一百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掌握不了辩证唯物主义。讲唯物主义要和党性联系起来。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了，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参观团的同志回去把他这次谈话整理打印出来，散发给许多单位和个人。

　　一个老共产党人，凭着对党的忠诚，对党的信任，把一腔的忧国忧民之情倾泻而出，道出了那个时代中，有理智人们的忧思，把那压制了许久的真理再一次推了出来，把捍卫真理的矛头指向了康生等祸国殃民之流。

　　然而，康生早已在中央党校撒下了自己的阴谋之网。他在中央党校的“喽罗”们密切关注着杨献珍的一言一行，寻找着任何一次致他于死地的机会，如今，机会来了，岂能放过？一个写着：“康老亲启”的大牛皮口袋，迅速地转送到康生手中，里面装满了杨献珍的材料。

　　康生看后拍案叫绝：“这回你是在劫难逃了，看你杨献珍还有什么话好说，黑字印在白纸上，这是物证，这比彭德怀的《万言书》，还厉害十倍，不，是百倍。这不仅仅是向我康生开火，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主席开火，不仅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漏网右派。”他立刻拿笔把材料中的重点部分作了圈画，让秘书整理呈交毛泽东。

　　随后，他把中央党校的一个心腹召来，面授机宜。当时庐山会议刚刚开过，批判了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此刻，他把杨献珍与彭德怀并列起来，说杨献珍是一文，彭德怀是一武。指挥打仗，他不能同彭德怀比，但舞文弄墨，彭德怀没法同他比，他们山上山下，互相配合，一齐向党向毛主席发动进攻。要他的心腹组织“人马”，发动对杨献珍的总攻。这简直是自己一身毛，却诬别人是妖怪。

　　从庐山回到北京的杨献珍马上感到了中央党校隐隐的火药味。有的党委成员见到他时避开，有的打招呼很不自然，有的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也有的用同情的语言在暗示……原来中央党校党委刚开过会，康生亲自主持唯独没有他这个党委书记参加。这就是“背靠背的斗争”。

　　康生亲自布置了对杨献珍的批判，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彭德怀是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而杨献珍则是在山下“反对三面红旗”。

　　接下来便是连续不断的会议，而且气氛严肃、紧张、沉闷得几乎让人窒息。杨献珍已经作了几次检查，仍然没有指望过关。作批判发言的人，调门越来越高，口气也越来越猛。

　　在那些批判他的人眼里，他说什么，都是错的，怎么检查，也是不深刻的。他的这一“关”真的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为什么一篇文章、一封信、一个报告，就会带来大祸，而说假话的、投机钻营的、拿棍子打人的，却能得名、得官、得利。为什么世事是这样的不公平？落在康生手里，是很难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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