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89)

八九

　　29岁的杨献珍血气方刚，携带任命书回到家乡。任×怎肯把校长位置轻易让人？他素以人情练达而自负，又有地方恶势力撑腰，拒不交权，使得新校长举步维艰。第二年暑期，杨献珍赶往武昌，他要向省教育厅讨回一个公道。就是这次旅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杨献珍一到武昌便听到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叶挺的独立团已攻占通往武汉的交通要道汀泗桥、贺胜桥，军阀吴佩孚的主力部队被打得稀哩哗啦。不久，北伐军又占领了汉口、汉阳，直逼武昌。国民革命的胜利使杨献珍忘掉了郧山中学的烦恼，他留在省城等待迎接北伐军。

　　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杨献珍在这座城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杨献珍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第一次见到比他年长3岁的毛泽东。杨的公开身份是汉口湖北第二中学训育主任，在党内担任该校的支部书记及武汉第三区委委员。当时的毛泽东神情悒悒，心事重重。这一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依然认为革命必须依靠国民党，对国民党的将领必须相信。4月底，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党代会，陈独秀再次当选为总书记，而毛泽东则被排挤于领导之外，甚至被剥夺了表决权。毛的武装农民的主张被陈耻笑。但毛的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的。他对湖南5个县的农民运动做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陈对此文写出批评文章，在湖南的刊物《战士》上发表。“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凝重的诗句，反映出毛泽东宏图未展的不得已心情。

　　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毛泽东向同志们宣讲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不少人对此反映冷淡，而杨献珍则是热心的听众之一。他对这位来自湖南农村的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自己也是个乡下人，对农民的疾苦了解极深。

　　中国有十分之八的农民，革命怎能忽视他们的力量？革命成功之后也不可忘掉他们！他热心支持毛的观点。这当然令毛泽东感动。

　　当然，杨献珍当时并没想到，就是这位农民运动的宣传者，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卓越领袖，缔造了共和国，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他同样没有想到，在距1927年32年之后，中国农民在“大跃进”中饿肚子，他因为直言替农民呼吁而种下祸根，从此便连连遭殃。

　　“四·一二”大屠杀的血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紧接着又在南京、无锡等地清洗共产党。武汉形势吃紧。8月24日，中共武汉第三区委的驻地被包围，杨献珍于紧急之中将“杨献珍之印”的手章埋入操场的土中，准备用化名蒙过宪警。但是穷凶极恶的逮捕者并不放过他，以“共产嫌疑”之名将他投进武昌第一模范监狱。

　　这是杨献珍第一次坐牢。天明时盼天黑，天黑时又等天明，700多个日夜过去了，终于重见天日，经地下党的积极营救，于1929年9月走出黑牢。10月，他受党的委派前往上海开办书店，以书店为掩护出版马列主义的译著和其他进步书籍。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研读了许多的马列原著，为以后成为哲学工作者积累了基础。

　　1930年9月，党组织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让他到河南开封以教师的身份开展活动。他受命来到新岗位，不久便被敌人注意。年底，开封警察局终于采取行动，布置对他秘密逮捕。幸而有同样的一位校工通知他，杨献珍顾不得回宿舍，两手空空逃离开封，跑到山东省曹县躲藏了几天，于1931年1月返回上海。

　　这期间，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4月，杨献珍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前往天津执行特殊任务，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清查叛徒的情况。同时接受这一任务的还有陈赓、陈养山等人。

　　杨献珍（化名杨仲仁）来到天津，得知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等共产党人被捕，关押于天津公安局看守所，法院正受理案件，尚未定案，正是营救的好机会。

　　刘亚雄，女，时年30岁。她曾就读于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是1924年那一场惊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的组织发动者之一，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被校方开除，党组织送她到苏联学习。1928年底回国，她先后在江苏、河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春天她刚刚和战友陈原道结婚，新婚夫妇即被国民党逮捕。她的父亲刘少白曾在天津当过商品检验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特意由北平赶到天津为营救女儿女婿周旋。按党组织指示，杨献珍决定与刘少白取得联系。

　　陈赓比杨献珍晚两个月到天津，党组织把接待陈赓的任务交给杨献珍。7月的一天，杨、陈二人见面，约定次日早上8时碰头，由杨领陈去“国民饭店”同刘少白议事。谁知第二天杨在住地等到中午12点时，陈才匆匆赶到，解释说上午有人找他去打台球，无法脱身，因此迟到。

　　陈赓虽然比杨献珍小7岁，但已是一名久经风霜的革命者。他19岁就加入了共产党，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七连连长，北伐中任营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自1928年起，他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3年的地下斗争练就了谨慎周密的工作作风，怎么会因为打台球而贻误大事呢？也许是另有原因，譬如被暗探盯梢一时难以脱身，而他却只轻描淡写地用“打台球”作了交代，为的是节省语言。

　　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正是因为陈的失约才使杨的历史又增添了曲折。刘少白没能在“国民饭店”等到杨、陈的来访，又不知道杨的新住址，心中焦急万分。原来，北平昨天来人告诉他，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已被叛徒告密，宪兵正在四处寻捕，北平的家是千万不能回，天津也不可久留，必须尽快逃离。刘等到上午10时，不敢再等下去，只好离开国民饭店。而这一切情况杨献珍全然不知，7月24日他离津去北平寻访刘少白。第二天中午，杨来到虎坊桥刘家，一进院子才知道宪兵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眼看插翅难逃，杨献珍忙将一份《开展北方政治情报工作大纲》嚼碎吞进肚内……

　　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对外名叫“北平草岚子监狱”，对内称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许多共产党要犯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刘锡五、魏文伯等人都被关押在这里。在漫长的被监禁日子里，这些共产党人意志如铁，视死如归。他们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薄一波、殷鉴先后任书记，杨献珍任支委），千方百计同敌人作斗争。他们曾集体绝食7天，逼得敌人让步，将他们脚上的大铁镣改为二号铁镣和小号铁镣。他们创造了铁牢奇迹，办起了狱中党校，由杨献珍担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狱中没有学习资料，秘密党支部便通过关系买通看守人员，由看守人员从狱外“六国饭店”买来外文书籍。狱卒们无一人认识外文，因此不把外文书籍视为危险物，岂知这些书供难友们学习。他被关在肺结核病号牢房，看守们因害怕传染而很少“光顾”，这便为他译书创造了便利条件。他夜以继日地趴在床头笔耕，平均每日译著4千至5千字。就是在这间特殊的“翻译室”里，他带着脚镣，翻译了一本又一本英文版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还有《共产国际通讯》等刊物上的许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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