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86)

八六

　　康生还亲自向安子文专案组布置，限期要安子文交代出有关销毁敌伪档案的具体情况和罪证。为此，又抓捕了许多无辜的人，对他们严刑逼供。

　　冯基平戴着手铐，被专案组揪去批斗审讯了半个月。冯基平气愤地说，这纯是诬陷和强加之罪，自己从未见过有关61人的档案，安子文也从未向自己索要任何材料。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拥也被揪到中组部。刘拥在被严刑逼供的半个月中，他不仅痛斥专案组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还对那些被迫对质，不敢面对真实的人，沉痛而嘲讽地说：“我们应该接受1942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抢救’运动的教训。”刘拥始终顶住专案组的胁迫，表示自己“永远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胡编乱造，害人害己”。专案组咬定他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不时进行拳打脚踢。

　　在刘拥身上未捞到“稻草”，“安子文专案组”又到狱中去围攻杨献珍，逼迫他揭发交代刘少奇和安子文销毁敌伪档案的“罪行”，并向杨献珍指供说：安子文曾亲自打电话给你，让你到安子文家里去看敌伪档案中有关敌伪档案的材料。看了一个下午未看完，安子文还让你带回家去看。

　　杨献珍越听越觉得好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1931年被捕后，敌人的审讯总共不过5分钟，哪有那么多的口供材料，竟然一个下午都未看完。杨献珍看穿了审讯者的破绽和险恶用心，轻蔑地摇摇头说：“绝无此事。”

　　§安子文正气昂然

　　为了把“策划”叛党的罪名强加给刘少奇，江青、康生一伙又指使专案组去折磨安子文。专案组采取胁迫的手段，不仅要他证明刘少奇如何“策划”叛党、如何要他销毁敌伪档案，还要他伪造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

　　1967年4月，“安子文专案组”的头头，亲自到监狱找安子文谈话：“现在有件事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和中央首长谈话，现在汽车就在门口等着。”

　　安子文轻蔑地问：“这位中央首长是否就是康生？”

　　“是的。”

　　“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也没有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安子文断然拒绝制造伪证。

　　1968年1月，专案组负责人再次来到监狱诱劝道：“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二等功也有很大的好处嘛。你难道不愿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见面吗？”

　　安子文愤慨地说：“我不仅想同家人见面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我不知道刘少奇是叛徒，有什么法子呢？”专案组负责人立即“诱导”他，扳着手指历数刘少奇四次“叛变”的经过。安子文听后鄙夷地说：“你既然自己都知道，就自己写吧。”

　　劝诱不成，专案组又用手铐脚镣相威胁，安子文从容镇静地说：“手铐脚镣对我不起作用。不戴，我是这样讲；给我带上，我还是这样讲。”

　　为了强迫安子文提供伪证和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在被野蛮残暴的折磨揪斗之外，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遭受了无休无止的刑讯逼供。在提审目录上记载着：1968年8个月中，安子文被“提审了108次；从1969年到1970年9月中旬，又提审了216次”。不管审讯揪斗如何频繁残忍，安子文坚强不屈，始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中央文革小组”定案

　　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康生在把虚构的一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强加给刘少奇的同时，又把一条反动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也栽赃在刘少奇的头上。

　　康生心怀叵测地说：“北京这60几个人，只是刘少奇叛党和招降纳叛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因此，他在煽动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的同时，还策划各机关、学校的造反派，都卷入“抓叛徒”的漩涡。

　　1967年5月6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讲话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抓叛徒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从此，各种名称的抓叛徒组织，风靡全国。在康生的策划下，不仅揪出了北平军人反省院（草岚子监狱）关押过的“北方叛徒集团”，而且还揪出了“南方叛徒集团”、“开封监狱叛徒集团”、“太原监狱叛徒集团”、“新疆监狱叛徒集团”。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公然凭空捏造，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原北方局叛徒集团为基础，……拼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叛徒网，遍布于京津、西北、东北、华北、西南、中南各地。其中以京津、西北、中南为中心。京津地区是他们准备搞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宫廷政变的据点，西北是他们纠集储备训练反革命势力的后方，中南是他们里通外国勾结美帝的前哨。”

　　1936年，已经侵占了东北的日本侵略者，正在伸手华北、平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地平线上还看不到新中国的曙光。

　　而刘少奇竟然周密地“策划”了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遍布全国各地，准备实行宫廷政变的“大叛徒网”。既然在1936年就作好了周密的“策划”，为何在30年的长时间里不声不响，而要等待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进死亡的漩涡呢！多么矛盾的神话！

　　正是通过大量的逼、供、信，在党的正常生活和党中央正常领导遭到破坏、“中央文革小组”权力无限膨胀的情况下，1967年3月16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党发的（67）96号文件，转发和肯定了彭真专案组办公室3月7日写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党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所谓《调查》，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地诬陷61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而“叛党出狱”又是刘少奇“背着党中央”、“背着毛主席”“策划和组织的”。康生一伙还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毛泽东于1967年1月31日在谭震林1月28日《关于农民运动情况报告》上的一段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这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斩头去尾，塞进了这份调查报告中，冒充是毛泽东专门对61人问题的批示，借以混淆视听，盅惑和愚弄群众。

　　从此，由康生一伙制造的大假案，便成了经过毛泽东确认、党中央规定、红头文件载过、如钉钉木，永远不能改变的铁案。

　　“61人叛徒集团案”就这样铸成了。

　　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毛泽东改变了原来还把刘少奇当人民内部矛盾看待的态度，下定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阴谋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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