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78)

七八

　　一辆小车驶进王光美和刘少奇住处的后门。两名在“刘、王专案组”工作的公安人员从车中走出来。刘少奇家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已离去，只剩下戴白帽、穿围裙的郝苗还在那儿。一小时后他被捕了。当专案人员逼他详细说出王光美“为美国做间谍工作的情况”时，他说：“我不过是个做饭的。”

　　“给我们讲讲你所记得的有关她解放前的活动情况。”他嗫嚅着说，那时他在上学，什么也不记得了。公安人员反驳说，他的烹调过于讲究。还说这些年他一直在腐蚀刘少奇和王光美，为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准备。比如他掠夺人民的财富，为他们制作奢华的佳肴；虽然季节已过，可还是让他们吃上时鲜的上海螃蟹。

　　由于专案组的努力，单在北京就抓了64个与刘少奇、王光美案有牵连的人。郝苗也被捕入狱，一呆就是6年。

　　11月的一个傍晚，两派红卫兵在进行辩论，他们的观点并不明确，但个个慷慨激昂，就好像“9·15”、“9·16”两个组织的孰是孰非将决定中国的前途。江青当时也在场。她的军装褶皱，脸上却因为斗争的喜悦而放光。她听着双方的辩论，没有说话，而她的出现却又确确实实为这场辩论定了调子。最后，她站起来作出裁决。

　　“你们两派都是革命组织。”她大声宣布，“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不过，两个组织内部都有一些坏分子，特别是‘9·16’内还潜藏着一名外国间谍！”

　　江青经常这样完全不考虑政治后果而进行无端指控。但是在1966年底这个寒气逼人的夜晚，江青却是胸有成竹，而且想要大获全胜。

　　在航空学院，一位青年一言不发，心情紧张地坐在他的屋子里。他是“9·16”的一名成员。但他认为参加今晚的会不合适。青年长着白皙瘦长的脸，很像他的父亲，他叫刘允若，就是正在挨批斗的共和国主席的儿子，也是江青所说的“外国间谍”。

　　刘允若被关押了8年之久才于1974年被释放。这时他已经得了精神病。他得知父亲已去世，后母也在狱中关了多年。

　　1977年，44岁还依旧孑然一身的刘允若死于肺病。他的朋友说：“他最终还是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的，但是真正决定了他命运的，是江青说他是‘外国间谍’。”

　　1968年，王光美已经成了中国最不幸的人之一。江青还是接二连三在讲话中以忿忿然的口气讲到王光美。在1968年3月一次会议上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时，江青说：“他那个了不得的老婆王光美，是个美国特务。”同月，在没有受到冲击的中国领导人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江青出语惊人，道出了她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宿怨。

　　“刘少奇在延安的时候反对我。”她说。此时周恩来和康生就坐在她旁边，谈论着四川的危急局势。“他实际上是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柯老（前上海市长）去世前把这个情况对我讲了。”凭什么说刘少奇在延安就反对她？在延安时，江青并未在政治上发挥作用。那么答案只有一个。

　　除了项链事件，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问题，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与江青的京剧改革之间的竞争，以及关于“资产阶级宫廷生活”的絮叨外，真正使江青耿耿于怀的，是刘少奇在同王光美结婚前10年，就反对江青同毛泽东结婚，而且在党中央作出决议以限制江青婚后的社会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大叛徒，真应该千刀万剐！”江青在1968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说道。

　　至于王光美，作为正式的第一夫人，则是江青个人的最大对手。不论江青有没有项链，她都不能作为第一夫人出台。

　　§“刘、王组”

　　1967年3月，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进行系统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等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9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这份手写件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提出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然而康生、江青等人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此专案组的名称相当混乱。1966年12月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作“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〇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或“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后才结束。

　　1966年刚组建“王光美专案组”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后陆续增加到数10人，在专案组正式机构之外还建立了若干个“外围组”，担负次要工作。

　　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离，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下令将公安部抽来的人全部撤出，岳从军队调入干部取代。曾担任专案负责人的肃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于1967年11月也被捕入狱。

　　尽管专案组人员有很大变动，但此项工作一直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直接负责人主要是谢富治。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当时专案组一个工作人员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谢富治的指示：“今后，应当原原本本的向江青同志报告，并要把犯人的原件供词送上。”“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江青同志，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据戚本禹回忆，中央常委分工由康生负责刘少奇一案，说：“主席把这样重要的工作委之于康生，康生很高兴。那时陈伯达与康生闹矛盾，把康生的夫人从中央文革办公室挤走了，康的情绪一度不大好。主席委托他这项重要业务以后，他的情绪又好起来。”

　　§糊涂作证

　　关于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1980年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的审讯，才揭露出真相——这是江青一伙用法西斯手段逼供诱供而编造出来的。

　　特别法庭出示了被告人江青批准的审讯计划报告，播放了在江青指挥下“突击审讯”张重一教授的录音，宣读了证人的证词。

　　1967年时张重一已67岁，解放前曾任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解放后任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既不认识刘少奇，也不熟悉王光美。但他认识杨承祚教授和杨的夫人袁绍英，杨、袁认识王光美，于是，张就成了“证明”刘少奇、王光美是“特务”的“关键人物”而被拘禁起来。

　　当时，张重一已是肝癌晚期，但江青竟亲笔批准了专案组对张重一进行突击审讯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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