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76)

七六

　　1967年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强令他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并呵斥他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当问到“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叛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持反共’”时，刘少奇被激怒了，但他仍据理申辩说，此事“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第二天，刘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辩”材料，以澄清事实真象。当抄成大字报的刘少奇“答辩”贴出后，很多人争相读看。

　　然而，几个小时后，刘少奇的“答辩”被撕成碎片。同时，传出“上面”的指示：“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

　　在批斗会上，刘少奇连开口说话的起码权利也被剥夺了。

　　§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的两个原因

　　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因为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不愿意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胁。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的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未结束，叶群就在8月11日、12日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13日，林彪看了写出来的材料。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材料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当日，林彪就把这封信及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康生早在1966年8月13日，由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领导写信，揭发王光美的“问题”，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

　　9月16日，康生亲自写信给毛泽东，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愈加严重。

　　当时，许多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把一些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整理上报，又被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类材料择要呈送毛泽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不断地摆在毛泽东面前。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1967年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夺权，派性斗争恶性膨胀，局势十分混乱。毛泽东虽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年2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

　　毛泽东既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在“倒刘”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舆论，1967年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治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1967年初，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倒刘”活动蔓延全国，并且愈演愈烈。全国已形成了“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江青和王光美的恩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虽然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虽在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浪潮，但毛泽东仍把他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因此，没有对他立案审查。

　　然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一心要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为了促使毛泽东彻底改变对刘少奇的态度，他们用“株连”的手法，先对王光美立案，进而达到对刘少奇迫害的更加升级。

　　在1966年冬，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极左思潮泛滥，“倒刘”气氛日浓，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讨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成立班子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于是先设立了王光美专案组。12月15日至18日，拟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是一份无头无尾的名单，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江青汪东兴萧华叶群伯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自己提出来的；让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在这份名单的上方，还写有“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1966．12．8。富治同志交来”字样，是专案组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标上去的。

　　一位为江青作传的美国作家这样写道：50年代，江青和王光美曾有过真心诚意的交往。江青总是步行到刘少奇和王光美住的宽敞的院子去（刘少奇与第四个妻子离婚后于1948年同王光美结了婚）。一般情况下她们聊聊家庭、服装，以及作为政治领导人家庭中的主妇的问题。

　　王光美的家庭富有且受过良好教育，家庭成员遍布世界各地。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40年代她曾在军调处工作过，和许多美国人打过交道。王还获得过北京某教会学校的学位。王光美可能不像江青那样吸引人，但气质风度却要比江青更高雅。王无需着意修饰也姣好动人。尽管王光美比江青晚入党15年，但在北京政界名流中，她比江青人缘要好，而且在社交场合更大方得体。

　　60年代，当两位妇女感到40多岁了，极想干一番大事时，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两人的丈夫发生了分歧。中国的政治变得混乱了。以苏加诺夫人访华时的照片为导火索，江青开始向王光美发难，表明她要伸手夺取政治权力了。

　　1963年，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比以前冷淡多了，但两个人见面时还是彬彬有礼。有一天，王光美给江青打了个电话，请她为自己的服饰出出主意。王和刘少奇将要到东南亚去访问，她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她知道江青爱看小说，能记住小说中关于服饰描写的细节，或许能出些好主意。

　　江青建议她穿一身朴素的天鹅绒套装，“就像《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穿的那样。”这样看起来既“高雅”又“不同凡响”。江青从来没有访问过东南亚，也许她并不知道，在那些地方，王光美穿着天鹅绒套装会热得要命。“总的来说，我不主张戴首饰。”江青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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