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73)

七三

　　但局势还在继续恶化，挨批挨斗的人日益增多，自杀和打死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在狂热情绪的驱使下，背着工作组，揪斗了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和学生。

　　刘少奇认为对运动中这种过火行为及混乱现象必须加以约束和引导。6月20日，他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并在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关于制止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之后，刘少奇还几次接见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要求他们引导学生讲政策，“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所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局势的措施，尽管代表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意见，而且在有的具体问题上也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但实际上与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大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

　　1966年7月，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向毛泽东谎报情况，给工作组加上种种罪名。刘少奇知道后仍坚持己见，认为对工作组不能一概否定，7月1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多数是好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

　　毛泽东在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几次汇报后，对刘少奇、邓小平指导运动的做法表示了极大不满。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

　　阻碍革命势力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这样就否定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意见。

　　刘少奇当时表示服从毛泽东的决定，但仍然提出，马上把全部工作组撤出会引起混乱。

　　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境地。

　　§刘少奇和毛泽东在政治上决裂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有上万人参加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了此项决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在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承担责任，同时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

　　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全会的第一天，刘少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向大会报告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的作法再次承担责任。

　　他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由我在家主持。

　　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

　　8月4日，毛泽东在小范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了更严厉的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他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就在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十一中全会开始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

　　毛泽东的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和1962、1964年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分歧，都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不仅明显地针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而且明确指出党中央内部有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这张大字报标志着阶级斗争“左”倾理论、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也标志着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在政治上的决裂。

　　在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不仅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了尽情的发挥，而且猖狂攻击刘少奇。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

　　这和许多人对这张大字报不理解有关。实际上很多人对它有意见，不敢表示罢了。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十六条》的基本内容是：高度评价“革命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充分肯定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确定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规定了“一斗二批”的任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坚决依靠”没有订出差别标准的“左派”，规定采取“四大”的形式，区分干部和群众为左、中、右三派，还确定“文化革命小组”等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十六条》明确确定了“左”的指导思想。

　　更出乎中央第一线和与会人员的意外，毛泽东在全会上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8月12日下午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一）十一中全会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的决定。

　　（二）从已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错误性质是极端严重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此，全会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三）批准1966年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同时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

　　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1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补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二人：谢富治、刘宁一。

　　改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不满，从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

　　改组，使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组织上的调整，使林彪的权力上升了，刘少奇的权力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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